毛本栋

　　我藏有一册《美术考古一世纪》，书页泛着自然旧黄，古色古香。乍见书名中的“美术考古”一词颇感奇怪，出于素来对美术书籍的喜爱，外加好奇心，就在逛旧书店时把它买下来了。仅印1000册，装帧和印制都很精良，乃正宗“民国风”，特别是书前以道林纸精印的十二幅美术考古的插图，有雕塑，有绘画，有建筑，古朴典雅。此册《美术考古一世纪》，是上海群益出版社1948年8月出版发行的“群益艺丛”第六种，德国学者亚多尔夫·米海里司著，郭沫若翻译。郭沫若在1946年写于上海的《译者前言》中坦言，此书对他的治学方法影响甚深，“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这本书赐给我的。”
　　是什么机缘让郭沫若接触到这本书的呢？郭沫若在《译者前言》中言之甚明：“1929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为了想要弄清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发展，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除了要把先秦的典籍作为资料之外，不能不涉历到殷墟卜辞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刻。就这样我就感觉了有关考古学上的知识的必要。因此我便选择了这部书来阅读。”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他和国内的联系很多都是通过与学者之间的通信来实现的。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他跟容庚先生的通信里就多次谈到了殷墟。在1929年10月31日给容庚先生的信中，郭沫若写道：“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仆闻此消息，恨不能飞返国门也。”很可能，正是由于中国学术史上这一重要的事件，才使得郭沫若想到要突破金石学的框架，将古文字的研究与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安阳的发掘，就不会有郭沫若对考古学的兴趣，也就不会有他对这本书的兴趣。郭沫若要在这本书中寻找什么呢？他明言是要找“考古学”，而不是在找“美术”。也就是说，他的初衷是为了了解考古学，并不是要去研究艺术史。而当时正在做古文字研究的郭沫若，既不懂考古，也不懂发掘，对米海里司以及这本《美术考古一世纪》更是一无所知，但他非常相信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滨田耕作（1881年—1938年）并从他那里接触到了米海里司的这本著作。他当时读的并不是这本书的原文，而是滨田耕作的译本。因此，郭沫若对这本书的兴趣，也来自于他对滨田耕作的崇拜，“因为我信赖滨田博士，他是日本考古学界的权威，他所翻译的书一定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使我选择了这本书的动机”。
　　米海里司（1835年—1910年）是一位研究古典艺术和考古学的学者，他自己没有参加过发掘。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过古典语言学和考古学，选修过庞贝研究专家约翰·奥维贝克的课程并广泛搜集过英国民间收藏的希腊大理石雕刻的材料。此书的德文版是1906年出版的，一开始的书名叫《19世纪考古学的发现》，到了1908年再版的时候，就改成了《美术考古一世纪》。后来，这本书相继被翻译为英文和日文。它是最早叙述19世纪古典考古学发展史的著作之一。读米海里司的《原序》得知，它只不过是一个系列讲座的集子。他说这是一本普及读物，是写给想学习考古学的学生们读的。在这本书里，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希腊、罗马，包括北非、近东地区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主要是雕刻、绘画等艺术品。
　　郭沫若开始研读这本书，他读出了莫大兴趣，遂开始着手翻译。他一边读滨田耕作的日译本，一边将它翻译成中文，为了维持一家人在日本的生计，书译完后就立即寄回国内，该书很快于1929年7月5日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书名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完这本书，郭沫若对古文字的研究就跟考古学结合起来了。但他很快注意到，这个书名“既有失原作者之意，而且是有毛病的。19世纪以前，原书既非常简略，而19世纪以后在现今要快到半世纪了，仅仅本世纪的开头的几年有所涉及，这样便赋之以‘史’的称号，似乎是不妥当的”。因此，中译本在1948年8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时，郭沫若将书名更换为“似乎更要简核一些”的《美术考古一世纪》。这个名称显然更接近德文版书名的原意。
　　关于翻译这本书的意义，郭沫若认为：“我相信把这部考古学上的良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一定有特殊的效用。”从后来的出版情形看，这本书当不负郭氏的此番期许，1951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再版，1998年11月上海书店再版。郭氏本人读译这本书也获益匪浅，他说：“作者不惜辞句地教人要注重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观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这些方法在本书的叙述上也正是很成功地运用着的，本书不啻为这些方法提供出了良好的范本。我受了最大的教益的，主要就在这儿。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的。”在这本书的启发下，郭沫若整整50年，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屡创新说，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