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款：生员杜蔚立
　　下款为受匾者。生员，明清时指通过科举最低一级考试，取入府、县学的人，俗称秀才。而明清正式科举考试分三级：一乡试，二会试，三殿试。科举考试资格也要求十分严格，一先童试称“儒童”或“童生”：二称为生员，录取入学后，又称庠生，俗称秀才，这是走功名的起点。由此可知杜蔚当时的身份乃是生员，这一点吻合当地人口述，其人考取功名后，携家眷赴外做官，未归。如今，三仓仅存杜蔚故居一幢，手札一卷。
　　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成州同谷县，即今陇南市成县，与武都区接壤。唐安史之乱时，关中地区大乱，杜甫曾携家眷寓居成县避祸。然而，在乱世衣粮匮乏，生民维艰，杜甫一家依靠采集野坚果渡日，不幸的是几个儿女也惨遭厄运。“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杜甫在其诗《同谷七歌》中记载了这段穷困潦倒，凄惨悲凉的生活。
　　据史书所载，杜甫家人众多，在当时的境况下，不可能全部坐等饿死，其中有子女逃荒他地就食也是情理之中。因此，距离成县较近的武都、西和、徽县、康县等地，就成了杜甫子女最有可能前往的地区。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沟通艰难，又时值战乱，因此杜甫一家重聚的可能性极小。况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也并未飞黄腾达，几年后离世，重聚家人也就不再可能。杜甫子女从此也就在流亡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也为“工部世裔”匾的真实性，以及武都三仓杜氏族人为杜甫后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工部世裔”匾的流传来看，无论武都三仓杜氏族人实为杜甫后裔，还是杜氏族人伪冒先祖，攀附名人，都足以说明杜甫对整个陇南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杜姓名人众多，若为攀附，选择政治影响力大的名人，远比以诗文名世的杜甫更符合现实需求。三仓杜氏即使非杜甫后裔，他们攀附文化名人杜甫的行为，亦足以彰显三仓在有清一代崇尚文化，重视文教的风气。况且，三仓杜氏为杜甫后裔说，史料不足，虽无法证实，亦尚未证伪。一千多年来，杜甫相关事迹在陇南地区的流传与衍生，说明杜甫对陇南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三仓“工部世裔匾”的存世，更是杜甫文化在陇南薪火相传的实证，三仓文脉赓续的明证。
　　“恭祝圣寿”匾，悬挂于三仓镇闹院村戏楼正前方，闹院戏楼乃清光绪九年“九龙观，六会善士，修设梨园，重制衣冠，诱川陕商贾，引阶文工匠，耗银数百”修建而成。其匾，绢质，为蜀地绢帛，其色朱。当地称绢制匾额为软彩，是相对于木质匾额硬彩而言的。匾分上款序言，匾文及下方头人，下款题、写人、六会总头人以及年款三部分。
　　序言部分以程式化书写开头“尝闻山不高而雅秀……”，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清代三仓戏的第一手资料。匾文“恭祝圣寿”，榜书色墨，字体庄重浑厚，经岁月洗礼尤显古朴。恭祝，恭敬地祝贺或祝愿；圣寿，是皇帝的年寿和生日。恭祝圣寿即恭敬地祝贺九龙观七曲文昌川主惠民大帝生日。匾文下方头人部分，写光绪九年组织修建戏楼的六会头领。下款：六会总头人九人，题写者乃师生二人，业儒杜永发题、学生杜生荣敬书。颜体年款，光绪九年孟春吉旦。孟春是春季的首月即农历正月份；吉旦，农历每月初一，也泛指吉祥的日子。由此可知题写该匾的时间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