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30日，习仲勋同志为甘肃一位省级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合集题写“肝胆颂”书名。这本书回忆了作者与十世班禅、肋巴佛、贡唐仓、黄正清、杨复兴、马丕烈6人相识相知相交的一些往事，是展示甘肃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和睦、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的一个缩影。“肝胆颂”三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书名，它还饱含着一位我们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对统一战线事业的深邃思考。
　　情系社稷，彰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习仲勋同志奋斗革命一生，始终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奋斗初心和工作主旨。从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主政大西北，到中央领导机关负责重要工作，他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在陕甘革命时期，习仲勋同志曾参与建立回民支队，成立三嘉塬回族苏维埃政权。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期间，亲自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长，他深刻认识到民族问题在西北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曾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推动中央批复建办西北民族学院，发展成今天的西北民族大学，始终与十世班禅、赛福鼎、包尔汉、黄正清等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在中央长期分管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科学方法，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更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宗教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同志曾回忆说，他一生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是从事统战工作。正是因为对西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一贯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宗教界人士的一贯尊重和深厚情谊，习仲勋同志才能抱病题写这本合集的书名。
　　赤子之情，流露出关心同志、舍生求义的无我情怀。据本书作者回忆：当时他是到深圳看望身体不太好的习仲勋同志，怀揣着这本合集，个人认为书中所写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都与习仲勋同志熟知，习仲勋同志在他们心中威望最高，只有习仲勋同志对他们和书中说的事最了解，所以给齐心同志和秘书汇报了请习仲勋同志为合集题写书名的想法。他们（齐心同志和秘书）很了解习仲勋同志对作者的关心，所以没有拒绝，说会找一个好一些的机会给习仲勋同志提出来。当时习仲勋同志已坐上轮椅，没想到刚过三天，习仲勋同志就题写好了书名。齐心同志把题字寄给作者时叮嘱说，这可能是习仲勋同志的绝笔，让作者永远保存留念。习仲勋同志当时重病在身，求写书名的老同志虽然也因为工作原因与他有近20年的交往，但毕竟只是自己下级，完全可以不写。在题写书名后54天，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同志就因病逝世。“肝胆颂”三字，成为习仲勋同志对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重托。这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体现着习仲勋同志对老同事、老朋友、老下级的关爱，体现出习仲勋同志一贯重视同志之情、革命友谊的宝贵传统。这是一种忘我、无私的胸怀境界，也是一种重情重义崇高人格魅力的体现。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宝贵情怀和品格，早在陕甘革命斗争时期就有突出体现。当时，他在面对错误肃反时，宁愿坐牢、被杀头，也不愿出卖同志，说违心话。
　　关心未来，体现着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期许。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各民族在共创中华中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西北历来是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共同繁衍生息的地方，对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社稷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甘肃在西北的发展稳定中有着重要作用，甘肃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关乎着西北乃至全国的大局。习仲勋同志题写“肝胆颂”这样的书名，请求的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的一位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在甘肃长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针对的是甘肃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杰出代表，体现出习仲勋同志对书中人士为革命建设事业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体现着习仲勋同志对甘肃民族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肝胆颂”三个字，寄托着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习仲勋同志，希望后来者能够继承宝贵革命工作传统，高度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始终保持与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良好关系的殷殷重托。
　　好作风、好传统、好品格需要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习仲勋同志的题字犹如黄钟大吕，正在激励着新时代陇原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首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协奏曲正在响彻“如意甘肃”，一部部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肝胆颂”正书写在陇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