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省政协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协商作为主责主业，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形式多样地开展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我省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的现状
　　2018年初，省政协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思路，率先在金昌市、兰州市、镇原县部署开展试点工作，把协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2019年5月，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后，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每个市州选择2个县扩大试点范围，并逐步在全省推开。2020年10月，在金昌市召开基层政协协商工作推进会，就加强党的领导、协商活动组织、政协工作力量下沉、协商成果落实等方面，进一步安排部署。2021年7月，在兰州市召开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现场观摩会，对此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省政协出台了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实施方案》，形成了5项机制，用制度来规范协商工作。一是搭建“三位一体”协商平台，在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建立委员工作站、协商议事会、协商议事室。委员工作站站长由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副书记兼任，不是政协委员的全部增选为政协委员；副站长由辖区内1~2名政协委员担任。委员工作站既接受市县政协的工作指导，又接受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领导。二是推行“三个下沉”工作机制，将省市县政协领导、政协委员、专委会全部配置到乡镇、街道委员工作站，让政协力量全面参与到协商中来。三是建立领导包抓 督导机制，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牵头抓总，党组成员、主 席会议成员分片包抓全省14个市州，市州政协领导包抓县区，县区政协领导包抓乡镇、街道，层层压实责任、稳步推进工作。四是建立上下联动协商机制，探索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协商，由县区政协统筹，协商议题既可 以逐级上交，也可以指定下放，让什么范围的事情就在什么 范围内协商。五是探索形成了有效协商形式，建立了收集议 题、确定议题、议前调研、协商议事、办理实施、结果反馈“六步议事”规则，对协商的组织、协商的主体、协商的程序 以及成果运用等进行规范，形成了完整、规范、闭环的协商流程。
　　目前，全省98%以上的乡镇、街道和一半以上的村、社区建立了协商议事会和议事室，95%以上的省市县政协委员下沉到乡镇、街道委员工作站，40多万名群众和利益攸关方参与了政协组织的协商活动，基层干部群众普遍感到，政协与他们很近、委员与他们很亲。2019年以来，通过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企业搭建分布广、常态化的协商平台，有效解决了2.7万个民生难题和实事，发挥了政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提高了基层治理效能。
　　二、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对基层协商民主的认识还有待加强
　　基层党委政府对政协协商工作的地位、意义、作用认识还不深入，主动参与、配合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的积极性不够高，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配合的合力尚未真正形成，仍然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基层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还有误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内涵理解不深不透，认为基层协商民主是政协一家的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没有真正履行应有的责任。
　　（二）乡镇（街道）委员工作站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由于乡镇、街道尚未设立相应的政协组织机构，现有的政协委员工作站站长由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副书记兼任，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开展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主要由市、县（区）政协主推，委员工作站作用尚未真正发挥出来。比如，在换届期间，县、区政协将乡镇（街道）党委副书记吸纳为政协委员，并兼任委员工作站站长，但换届后因人员调整，新任的委员工作站站长业务不熟悉，并且不是政协委员，致使工作不能正常接续开展。
　　（三）协商议事保障机制还有待建立完善
　　因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未配套专项工作经费，打造协商议事阵地、委员工作站日常运转等费用主要从其他工作经费中支出，普遍存在经费捉襟见肘的问题。在日常工作中，下沉基层参与协商议事活动的政协委员因履职经费没有相关发放依据，交通、通讯等费用均由自己承担；协商议事会成员当中除村、组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非公职人员，没有误工补贴，致使参与基层协商议事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四）协商议事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
　　基层协商涉及的议题筛选、协商人员、协商内容和形式等相关制度还需要不断健全完善。同时，协商议事中还存在重协商、轻落实的问题，对于协商成果转化落实，还没有明确的监督主体，缺少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缺乏硬性落实的制度约束，致使一些协商成果还难以进入决策层面，最终未能落到实处，长期往复导致基层干部群众对政协协商认可度降低，委员履职热情减少。
　　（五）政协委员和群众的协商参与度还不高
　　各级政协委员下沉到乡镇一级的较少，特别是下沉到村一级的政协委员少之又少。加之，政协委员还要兼顾本单位的工作，有时基层的协商议事活动与委员自身工作在时间上有冲突，致使委员还没有常态化参与到基层协商议事活动中。在农村，因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空壳化严重，没有条件参与协商，致使参与主体不广泛、代表性不足，特别是在农忙时间，协商议事组织起来比较困难，基层协商议事还没有真正形成常态。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