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文

　　杜斌丞，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杜斌丞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是西北地区最早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喊出“跟共产党走”这个响亮口号的党外人士。
　　毛泽东很关怀杜斌丞先生，曾亲自写信问侯他。“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多次同杜斌丞晤谈，交换意见。西安事变后，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与杜斌丞过从密切。杜斌丞一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积极支持陕西青年投身革命，大力资助和救护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负责同志，如刘志丹、刘澜涛、南汉宸、张德生、谢子长、马文瑞等。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杜斌丞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蒋介石集团曾想用金钱、地位拉拢杜斌丞，杜斌丞冷冷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董必武说杜斌丞是“太颡虬髯骨相奇”“屡作罪言安复危”。由于杜斌丞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利诱，处境很危险，中国共产党西安地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杜斌丞的个人安危非常关切。
　　30年代末至40年代，王超北负责中共中央调查部在西安的工作，机关所在地也就是王超北的住宅，南门是原西安市王家巷24号、25号，杜斌丞的家即住在王家巷36号，他们彼此同住一条街，是鸡犬之声相闻的近邻。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集团阴谋策动内战。杜斌丞在他支持、领导下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报》一再公开宣布：“人民不要内战”“拥护团结，反对分裂”。当时，杜斌丞任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他在群众中，尤其在文化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和很高的声望。由于他公开表示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蒋介石、胡宗南把他视作眼中钉。杜斌丞的住宅周围布满国民党特务，对他跟踪和盯梢。见到这些情况，王超北非常担忧杜斌丞的安全，和西安李茂堂等同志商量，加强情报工作，密切注意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及其控制的特务危害杜斌丞的阴谋活动。
　　果然，1946年8月，国民党驻西安的军统特务组织把杜斌丞等陕西省民主人士列入黑名单。王超北得悉即告上级：“据告：军统对陕西名流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和十七路军退休军人张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杨子廉、李虎、王菊人、杨明轩……等百余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单……”
　　1947年3月8日，王超北得悉蒋介石给胡宗南和当时陕西省主席兼陕西全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的密令：“杜斌丞、向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
　　当天晚上，王超北即避开守在杜斌丞住宅对门茶馆内监视的一班特务，伺机进入杜斌丞家中，当面告诉杜斌丞上述情报。杜斌丞很镇定，他说：“我不能让蒋介石的恐怖手段吓倒。斗争就难免有牺牲。”当时他认为，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名人士，蒋介石不至于对他下毒手。
　　然而过了两天，即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敌人下了毒手。他们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栽赃诬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同时被捕的还有王菊人。
　　敌特随即把杜斌丞从西安警察局转移到新城西北角监押重要政治犯的秘密处所，对杜斌丞的身心进行残酷的折磨。但杜斌丞坚不屈服，正气凛然。他暗中递给关在对门的王菊人一张纸，写道：“我今年六十岁了，犹如一辆破车，出了这门，也就不错用了。你须好好地排解，不要伤了身体，以备将来为革命事业好好努力。”纸条上还附有《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言律诗一首：“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望门思张俭，慷慨感侯生。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常坦坦，自足慰吾情。”
　　在狱中，当听到解放军进军潼关的消息时，杜斌丞虽然身体虚弱，精神却振奋起来，作七言绝句和五言诗各一首。绝句后三句说：“汉家旌旗满潼关，问为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五律的后四句是：“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
　　杜斌丞被关押期间，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问题。1947年10月7日，敌人以捏造诬告的罪名，把杜斌丞杀害于西安古城的玉祥门外。
　　临刑时，杜斌丞昂然屹立，正气磅礴。民主革命斗士杜斌丞先生英勇牺牲了，终年60岁。董必武于1947年10月12日写下《闻斌丞先生在西安遇害为长短句吊之》一诗，最后二句说：“秋风惨澹长安市，万户伤心泪暗垂。”
　　广大革命群众和西安人民得悉杜斌丞先生就义的消息，都忍不住暗暗垂泪。1947年10月18日，陕甘宁边区延安各界召开杜斌丞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朱德、林伯渠、彭德怀、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柳亚子等中共领导和著名人士纷纷致词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