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麟

　　9月16日，空军方面发来电报：同意飞机支援。9月18日，望眼欲穿的潘澄侯和李国鼎，带着三架摄影机和照相器材乘机飞抵兰州，见到了讲解日食的胡玉章。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简也同机到达。
　　9月20日下午，李国鼎、潘澄侯、胡玉章三人先后分乘兰州空军的教练机和轻型轰炸机飞抵临洮。当时的机场在今天的新添镇叶家坪，距县城20公里。当时负责拍照的观测队总干事长陈宗妫回忆：“日食前一天夜间，陆军的一个高炮团开抵临洮县，还有20架战斗机在兰州机场待命，随时准备拦截敌机。”
　　正如张钰哲所言：“七年筹备，万里奔波，成败利钝，寄于一旦。”人员和设备到齐之后，天气就成为最揪心的问题。9月20日晚，天空一片阴沉。张钰哲和队友们彻夜难眠。黎明起床一看，又是云遮雾罩，大家的心又悬了起来。
　　上午8时，依然云雾弥漫，张钰哲命令轻型轰炸机做好起飞准备。金陵大学电影教育系学生区永祥，将摄影机放在机关枪的位置，承担了凌空拍摄的重任。潘澄侯和胡玉章在地面分别拍摄日食过程和地面观测情况，一架拍彩色影片，一架拍黑白影片。
　　8时05分，张钰哲和队员们完成最后一次调试。8时40分，云开雾散，火红的太阳挂在天边，仿佛等月亮将它慢慢的遮蔽。9时许，张钰哲命令观测队员：按预定方案实施观测！9时29分42秒，全球瞩目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了。当时晴空万里，只见月亮的黑影从西侧开始侵入太阳。
　　临洮中学的肖剑琴老师写的《一次自然界的奇观》一文，对1941年日全食在临洮的情况作了精彩的描述：
　　“1941年9月21日早9时29分42秒，太阳放出空前未有的强光，眼睛很不容易睁开。到了10时30分48秒，太阳成为初五、初六的凹瘪月牙形。随之微风习习，逐渐清凉，突然黄球消失了，球体全黑了，周围只有一丝白边。温度急剧地下降，寒风像是秋季的西风，鸡也叫起来了，犬也吠起来了。10时53分38秒，黑球白边生光了，地面复苏了，那黑球白边顶上哗地一下，放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奇光。12时18分18秒，太阳又‘复原’了！”
　　按照观测队的建议，临洮全县的师生、机关职员近万人涌上岳麓山，有的准备了茶色墨镜，有的用墨汁染的玻璃观看。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还组织学生作了日食写生，张壁原老师的一幅日食素描至今珍藏在儿子家中。
　　远在马衔山麓的杨正江老人当时还不到六岁，当他跟随大人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天色突然黑了下来，把大家吓坏了。他说：“我们很紧张，这是什么大难来临了吧？大家非常害怕。这时候大人们也喊我们了，这一喊我们更加害怕，一下子放声大哭。哎？！怪得很！就在我们放声大哭、手足无措的时候，太阳‘忽’地又出来了，大家高兴得跳起来。”
　　当时兰州城区处在日食带的背界面上，在城里看不到日全食。兰州市组织了100多人的观察团来临洮观看，把临洮城的旅馆住满了。大多数人则步行十几公里到兰州城郊的西果园、阿干镇一带观看。
　　地势高峻的七道梁，成为兰州人的最佳观测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天文学会会长高鲁、著名学者高一涵陪同下，前往七道梁观看。高一涵写了一首长诗，记述了从日食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描写了当时“牛羊下山鸡入室，狐兔仓皇乱窜逃”的情形。
　　当时的《科学》杂志这样报道观测现场的情景:“当食既与生光之际，欢声雷动，掌声震耳，莫不叹为宇宙奇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都对日全食观测情况作了重点报道。
　　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简亲自作了现场直播。一大早，他就带领民工从泰山庙向电报局架设了一条专线，通过电话将观测实况传到兰州，再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重庆，最后向全世界转播。
　　当时的冯简，既当工程师，又当播音员。他用汉语和英语每十分钟向听众播报一次日食情况。地面情况则由观测队员李珩和《中央日报》记者沈宗琳播报。
　　研究那次日全食的同济大学医院教授赵惠康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面向全球的无线电广播，很有历史意义。”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说：“从天文学科本身来讲，这次观测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得的一次日全食资料，现在想也算是一个奇迹。”
　　《中央日报》当时评价这次日全食观测，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之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观测，其成败之意义，远远超出了‘天文’范畴。”这次观测，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170多项，拍摄照片200多张，消耗“五彩”影片20卷。日全食照片和电影胶片拍出来以后，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当我们欣赏这些像葫芦串一样的太阳照片时，您也许不会想到，当年陈宗妫先生拍照时多么不易。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孙健三介绍：“用胶片拍摄的时代要先测光的，没有日食怎么测光呢？有了日食的过程中，每一瞬间亮度都不一样，你怎么来正确曝光？曝光时间要特别准确。”
　　难得的摄影技术资料，也是这次日全食观测的巨大收获。张钰哲把所用摄影器材的型号、镜头、口径、焦距及曝光参数等一一做了记录。
　　拍摄日全食电影就更难了。朱进介绍：“它的难度是头一次，没有以前的参照。”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孙健三说：“当时全中国有很多拍电影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没有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准确地测出曝光参数，它每一瞬间的亮度都不一样，每一瞬间都要调光圈，否则这个就拍不好了，不是曝光过度就是曝光不足。”
　　当区永祥完成航拍任务后打开机舱盖，向地面人群挥手致意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临洮创造了“人类首次航拍日全食”的记录。
　　看了那次航拍的日全食电影后,著名化学家、教育家陈裕光博士说：“这次拍摄的电影，记录了人类依靠科学，不再脚踏大地，离开地球飞到天上去观测天文的时代的开始。”
　　著名爱国人士钱昌照认为:“在我国天空完成的航拍日全食电影的壮举，不仅创造了人类天文史上的第一次，也创造了人类航空史上的第一次，还创造了人类科技史上的第一次，这也是人类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呀，实在是可喜呀、可贺呀！”
　　这次逐日临洮的壮举，也是一次科普宣传的“长征”。它穿越5个省20多个市县，往返一万二千华里，一路讲演日全食知识，使沿途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天文”一词，并对“日食”有了正确理解。一路风尘中，观测队播下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种子，使沿途百姓摒弃了“天狗吃太阳”的迷信思想。张钰哲在“观测报告”中写道：“按食时伐鼓鸣金救日之举，重庆成都均且不免，而临洮以边陲僻县，是日竟未闻一滴之锣鼓声”。
　　五十年后,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明经先生在他的八十岁寿宴上，对旁边的儿子孙健三说:“今天的人类已经可以到宇宙空间去观测各种天文现象，而人类离开地面对天文现象有影像记录的观测，却始于1941年日本空军经常去轰炸的甘肃临洮县的天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该不知道的。”孙明经先生的一席话，使在场的人第一次将“航拍日全食”与“临洮县”联系起来。
　　八十年后的今天，当“神舟”“天宫”“天舟”等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时候，中国宇航员已经能够亲自到太空观测天文现象了。随着中国空间站的正式使用，中国科学家可以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和观测器安放到太空去观测，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