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麟

　　第二天下午，大家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汽车拖到修理厂。技师查出大小毛病二十多处。关键是引擎坏了。引擎是发动机的关键，发动机则是汽车的心脏。厂长闫少群说，由于引擎坏掉要翻模铸造，最少需要20天。大家一听，全都傻眼了。
　　褒城是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县（解放后并入勉县），当时正好处在日全食带内。张钰哲双管齐下，一面请中央研究院联系油矿局派车接应，一面给修理厂的工人放有关日食的电影。消息传出，县城百姓和百里外的群众全都赶来，连放三天。工人们看了电影，加班加点，不到七天就修好了汽车。
　　8月3日下午，观测队离开褒城。出城不远，迎面驶来一辆汽车。这正是油矿局派来接应他们的。观测队员将观测设备搬到油矿局的汽车上，经略阳进入甘肃地界。
　　甘肃的路况不比陕西境内好多少。在崎岖的山道上他们跋涉了两天，眼看快到天水了，突然发现天水城上空烟尘缭绕，正当大家争论不定的时候，突然从路边奔出一个青年，手拿步枪，喝令大家不许前行，说前面有日机空袭警报。大家立刻将汽车停在树林底下，人员潜伏在密林深处。两三个小时过后，日寇飞机才远去。
　　离开天水，一路草木稀疏，黄土裸露，队员们不免有些凄凉之感。直到8月7日近午，发现左前方数百米之外有一列蜿蜒苍翠的山峦，司机说，这座山叫皋兰山，山下的城市就是兰州城。
　　兰州是控驭西北的军事重镇，被誉为“金城汤池”。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部和甘肃省政府所在地。张钰哲和队友们首先来到甘肃科学教育馆（即今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在这里，他们会见了科学馆馆长、著名化学家袁翰青和刚从成都飞抵兰州的高鲁先生。第二天观测队拜会了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谷正伦告诉观测队，接到中央研究院的公函以后，省民政厅和教育厅立即严令临洮县政府，认真做好观测队的接待工作，请观测队放心。
　　1941年8月10日，观测队翻过七道梁，逆洮河南上，抵达临洮。从昆明到临洮，历时42天，全程3200公里的征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临洮，这座两千多年的古城，自从公元前280年秦昭王设置陇西郡以来，一直为郡、路、州、军、府所在地，始终以文化发达而著称。此时的临洮正以崇尚现代科学的姿态，欢迎远道而来的科学家。
　　张钰哲在《日全食观测报告》中说:“临洮县府对于观测队的协助和招待无微不至。”朱门县长为观测队选择了最好的旅馆和酒店，每天派专人送来饭菜，并派警察盘查过往人员，防止汉奸特务破坏；西北步兵学校送来一架手摇发电机和10匹军马备用；能工巧匠赶制木架平台，供观测队放置仪器。
　　观测队始料未及的是，在距兰州100公里的临洮县城，每天还要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据《中央日报》报道，观测队在临洮的40天遇到了25次空袭。亲历者陈宗妫回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8月底，那天三架轰炸机盘旋在我们上空，投下20多枚炸弹。空袭过后，我第一个跑出去，看到放置仪器的大箱子安然无恙，心中的石头才落地。”
　　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和城内街市声音嘈杂，张钰哲决定将观测点设在城东一里的岳麓山泰山庙广场。随着时间的临近，最让观测队担心的是，在临洮的40天里阴雨天气多达半数，尤其是日期临近的七、八天不见一丝太阳，张钰哲不得不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飞机上，只有凌空观测。
　　正在兰州作日食讲解的中国天文学会会长、日食观测委员会秘书长高鲁，通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给重庆发报，请当局派飞机支援日食观测。
　　在抗战最紧张的情况下，将作战飞机用于观测日食，这未免太奢侈了。据《环球飞行》主编王宁生介绍：“1941年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65架。”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说：“按照一般的考虑，如果真的遇到类似情况，这事儿肯定就取消了。虽然说科学研究很重要，但是再重要也不至于动军用飞机。”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