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锋直指武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率国民党军队从武汉仓惶逃离。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在武汉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开展秘密活动，进行统战策反，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城工部油印的《新华电台特讯》（图一），纸质，油印于1949年4月21日。上部用艺术字体注明宣传品名称“新华电台特讯”及编印单位“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城工部印”，印刷时间是“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特讯”下面有“第一版”字样。下面的内容区，刊载了来自解放区的新华电台报道内容，第一条醒目地刊载了《南京反动政府拒绝人民和平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四项命令》的标题及命令全文，在指出和平协定破裂是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之原因的同时，对各野战军发布了“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命令。左下角刊载了人民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城工部秘密收听、抄录、印刷来自新华电台的新闻信息在武汉三镇张帖、散发、邮寄，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宣传了解放区的政治方针，瓦解了国民党守军军心，对策反国民党武汉高官亦起到了一定作用。
　　武汉解放前，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据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华中局的反映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情况报告显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390名党员及1500至2000名党外核心分子；另一系统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计11个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员和各种城工关系约2800人，其中党员50余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约950人。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新华社及各解放区电台广播，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献，创办油印小报。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的城工人员将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的新华社及各解放区消息及时刻版油印成《新华电台特讯》宣传品，秘密张贴、邮寄和散发，在加强当前形势、中共政策的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致武汉人民书》（图二），纸质，竖行排列。告示形式，针对武汉解放后国民党工作人员、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特务人员、工商业及国民党各机关、各单位、知识分子分别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前面引文开宗明义，振聋发聩：“……当此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中节节胜利，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业已临到最后崩溃的时候，华中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武汉，也已经临到解放的时候了。”
　　《致武汉人民书》主要是中共在武汉解放后将要执行的五项政策，对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必办，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做过坏事的只要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准其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对国民党官兵，只要放下武器，战斗结束后一律尽早释放；起义及配合我军行动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军制整编，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一视同仁，待遇亦与人民解放局军一律平等。对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应即日解散，停止活动，各该组织人员要依法向指定的机关登记，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动证件，分别首要、胁从，从宽发落，而对隐瞒不报或潜谋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办，并要求所有旅社、公寓、医院、茶馆、戏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特务人员，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以惩罚。对于国民党公办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市政机关及其各单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将妥为保护，不得损坏、拆卸、转移，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予以接收。属于私人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为稳定市场，所有民营工厂、商店要继续开工、开市，加强生产，照常营业。对与官僚资本有联系或与之合股的私人企业，将分清官僚部分和私人部分，分别处理。并要求所有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的职工严守岗位，照常工作，加强保护，继续生产，为人民服务。对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大批的参加到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致武汉人民书》的最后，认为“保护一切公私财产是每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公务人员、人民解放军战士，及一切民主人士神圣的革命的责任”，呼吁“全武汉各阶层人民，一致上下协同，在目前各安生业共同维持社会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解放全武汉的工作”。这份《致武汉人民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制定并印发，旨在武汉解放后，面对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城市里实施多项政策，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为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