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勇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甘肃籍烈士——秦明（1916-1948），原名乔映淮，1916年出生于甘肃靖远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33年春，秦明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上学期间，他投入了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互相传播革命思想，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1936年春赴南京求学，后因经济拮据而中断学业，于同年7月返回靖远，在北湾小学当教员。
　　经过进步思想洗礼的秦明，在家乡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业余时间他和好友万良才、刘宗道等人一起创办了靖远“同进消费合作社”，发行进步书刊，唤醒民众觉悟。1937年初，他辞去教员工作，再次来到兰州，在甘肃学院高中部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秦明先后参加了中共甘肃地下党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同仁消费合作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协助和支持同仁消费合作社发行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同年11月，经万良才、万通轩介绍，秦明在兰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经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介绍，秦明离开兰州到达西安，在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回甘肃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3月，秦明被派回家乡担任中共靖远县城关支部书记、靖远县委秘书。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靖远县城各学校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同时，他还深入农村，组建党支部、发展党员、创办民众夜校，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秋，秦明担任中共靖远县委委员，利用他三哥在县城开的小杂货铺，建立秘密的县委机关，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县委的实际工作。是年冬，秦明圆满完成中共甘肃工委交给他开辟兰州经庆阳至延安地下交通线的任务，并建立靖远中转站。这条地下交通线建立后，把千里陇原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秘密传递了不少党中央和甘肃工委的重要文件和情报。1940年春节，秦明利用农村过年演戏、耍社火的机会，组织“醒民剧团”演出《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起到很好的抗日宣传作用。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八路军驻兰办事处通知秦明等人迅速转移。9月，秦明赴延安大学学习。1942年4月，他被调往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任语文教员。1943年8月，康生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诬陷甘肃地下党是所谓的“红旗党”。秦明同甘肃部分地下党员曾一度被定为特务，关押于边区保安处。秦明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强加在他身上所谓的“特务罪行”，更不提供伪证诬陷同志。后在党中央的干预下，秦明得到甄别平反，被分配到延安大学继续任教。
　　1946年4月，秦明被派往设在庆阳的中共甘肃工委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失掉联系的靖远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同年10月，秦明调任中共环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负责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他经常率武工队在环县与固原交界处的庙儿掌一带侦察敌情，联络地下党员，开展统战活动，建立“两面政权”。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环县县城被敌占领，为保存革命力量，环县县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并派秦明将毛井、虎洞、车道3个区的30多名游击队员改编为武工队，由雷雨田任队长，秦明任政委。不久，秦明调至环县游击队工作。4月的一天，他带领游击队在殷家掌村宿营，因奸细告密，被敌军包围，在最后突围时跌下山沟，腿部受伤，不幸被俘。
　　在狱中，秦明利用一切机会向敌军士兵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指出蒋家王朝即将灭亡的命运。敌人唯恐军心动摇，慌忙把秦明转押到平凉监狱。在被关押期间，敌八十一师特务营中有一位同乡来狱中看望他，想劫狱救出他，被秦明劝阻了。这位同乡又劝秦明办个假手续，先获得自由，然后设法送他回解放区。秦明坚定地说：“不行！共产党员宁愿牺牲，也不能变节。”
　　1947年6月，秦明被敌人押至兰州，先后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爱国青年训导大队”所属的畅家巷附七号、五泉山东龙口四川会馆两个中队关押。由于刑伤未愈，加之长途跋涉，秦明到兰州后，身体非常虚弱。仅有的一副破眼镜也被看守没收了，生活、行动极为不便。敌人的威胁恫吓、行刑逼供都没能使他屈服，“政治感化”对他更是无济于事。敌人还利用秦明的同学关系，让叛徒魏振桐对他诱降。魏振桐欺骗他说：“你爱人和孩子也被抓来了，如果你能办个手续，马上可以与家人团聚。”秦明怒视叛徒，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你们抓不到他们，就是抓到了，我也不见。”这个叛徒碰了一鼻子灰狼狈离去。
　　在兰州监狱，秦明与一起关押的我军某团政委高波秘密串联，组建了狱中党支部，高波任书记、秦明任副书记。他们带领狱中的30多名共产党员，团结全体难友共同开展斗争。他们拒绝发表“反共宣言”，拒绝写“自首书”，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残暴，反对打骂，争取人权，要求改善生活。敌人恼羞成怒，遂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写报告，说秦明等“顽固分子”无法改造，搞反宣传、搞破坏，要求严加处置。但鉴于秦明表现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雄辩才能，敌人始终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仍寄希望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未加轻易处置。不久，即由西北长官公署呈报南京国防部政工局批准，将秦明等四人押送南京继续“管训”。
　　1948年5月，秦明被押送至南京国防部训导所。他和高波继续领导难友进行斗争，他们拒绝新来的犯人必须写自传、关押期间每天写日记、“反省书”等规定，在墙头、门板上书写革命口号，张贴传单，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欢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8月，南京召开体育运动会，训导所从关押人员中选拔一些运动员参赛，秦明也在被选之列。由于他突然患病未能参加，便利用这一机会，组织李魁子、王会文、张汉辉等同志成功越狱，逃离虎口。在敌人追捕过程中，秦明、高波又趁乱鼓动其他难友越狱，结果又成功使一些同志逃出了敌人的魔掌。为此，秦明被加上了“越狱暴动”的罪名，与高波等人被列为重点严密看管。不久，训导所以“长期感化无效，越狱暴动”为由将秦明等在狱中斗争最坚决的同志送往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实行大规模镇压和屠杀。秦明被敌人以组织狱中暴动为由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秦明在革命生涯中，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用鲜血和对党的忠诚谱写了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