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土地和水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公共性，本该且必须归于全体社会成员公有共用，必须且只有交由国家代表国民占有，交由政府代表国家管理，才能实现它的公共性。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蒋介石集团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启了实质性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旧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新阶段。
　　中央苏区各级党政紧随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重新确定水利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规定武装夺取政权成功后，须立刻没收一切剥削阶级的田地、山林和池塘，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便分配的河坝及大规模池塘，归苏维埃政府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同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土地法令》，规定所有池塘由苏维埃政府没收，出租给农民畜养水产物，与水利消防相关的池塘应以水利消防为重。所有陂圳、水车由乡政府管理，水流连贯数乡的陂圳应由各乡组织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上下相连、水利相通的田地应准许水流畅通，新开水路经过的所有地方，“无论何人不得借故阻挠”。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认为“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的发展必经步骤”，规定一切水利、江河和湖沼，“由苏维埃管理，建设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政制定颁布的各类法规文件多达775件，其中有一半多涉及到农林水利。通过明文立法、审慎发令，为有关部门治水管水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农民群众用水兴水提供了可靠依据。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强大的威力扫荡下，中央苏区反动的封建土霸水霸被打倒，落后的封建水权水规被取消，狭隘的封建水利界限、水利共同体被打破。水利矛盾纠纷还原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真实关系，增强了农民的阶级兄弟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水利资源回归了它的公有属性和共用职能，减少了人为浪费损失，扩大了有效灌溉面积；广大贫苦农民掌握了基本生产资料，提高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内生动力和能力，由此也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中央苏区地处武夷山、南岭和博平岭等山脉之间，位居赣江、珠江和汀江、闽江、九龙江等水系的源头，境内群山绵亘、水网密布，素有“种一年吃三年”的说法。但在封建社会时期，自县以下都没有专门的水利管理机构，水利事业主要由民间自建自管，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极其脆弱，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脱离弹丸之地井冈山，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央苏区局部执政地位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始把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2年2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春耕的训令，强调春耕和农业生产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1933年4月22日，中央土地部发布《怎样领导夏耕运动》的指示，强调“水是稻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成白费”。同年7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
　　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军事“围剿”，确保群众安全耕种，1932年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苏区全境提前春耕，要求各级政府务须协同各群众团体，动员全体群众，在公历正月内犁好所有耕地、修好一切河圳，最先完成任务的乡和个人由县区政府给予奖励。1933年2月1日，中央土地部训令区乡土地部立刻展开调查统计，摸清陂圳、河堤、池塘和水车等水利设施的情况，计划好修理、开筑和挖深等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工、材料数量，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发动群众捐钱捐工，并限定在3月份之前一律修理好、开发好。
　　毛泽东亲自规划中央苏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制定了堤高4尺、底宽7尺、顶宽3尺的堤防设计标准，带领干部群众在瑞金县叶坪乡马山村拦截古城河，修筑了自明代以来多次动工均未告竣的东华陂，灌区1.28万亩田地得到有效灌溉。中央土地部代部长邓子恢亲自出席瑞金县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参与讨论、制定春耕运动的具体计划，以及解决水利耕牛农具等问题的具体办法。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大幅降低农业税负，持续加大水利投入，全力救助受灾群众。
　　截止1934年夏耕夏种结束，中央苏区各地修复和新开的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已达万余处，仅新开挖的水塘就有三千多口，初步配套完善了蓄引提排灌系统。其中瑞金县修复和新开陂圳2340座（条），新开水塘85口，修复和新造简车水车545架（乘），有效灌溉面积达94%。兴国县修复和新开陂圳869座（条）、水塘233口，修复和新造简车水车71架（乘），13万亩田地得到有效灌溉。福建省长汀、宁化和汀东三县修复陂圳2366座（条），新开几十座（条）。粤赣省修复和新开陂圳4125座（条），仅会昌县就修复了1035座（条）。
　　中央苏区各地在连续遭遇60年未有水灾、百年未有旱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依然逆势飘红，普遍恢复和超过了土地革命前的水平。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水稻主粮的产量平均增长了15%，番薯、芋子和豆子等杂粮增长了20%。1934年秋收季节，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处于战区边区地带的粮食损失了不少，但平均收获量仍比上年增长了10%左右，其中赣南增长了15%，粤赣增长了20%。水利建设在减轻水旱灾情、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又间接促进了养殖、商贸和水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充裕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改善了苏区军民的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