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主张和全国舆论的督促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形成，八路军三八五旅改编为边区留守部队，辖七七○团、警备二团、警备七团，执行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年冬，三八五旅进驻陇东，旅部设在庆阳县城（今庆城县），七七○团驻庆阳驿马关。

旧时的陇东有句顺口溜：“上了陇东坡，进了疾病窝。”陇东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低下，因而当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和慢性病，十分猖獗。七七○团刚到驿马关，团卫生队队长秦光远便亲自带队，对周围二十多个村庄的流行疾病作了调查研究。

当时的陇东地区医疗、卫生基础甚差，就连庆阳县城这个老百姓称为“府”的大城镇，也没有一家专门为人民群众看病的医院，何况驿马关这样的偏僻地方。老百姓生病了，一般是不去找医生的。他们或者躺在家里，生死由命；或者自己搞点土方子，挖点草药；或者搞迷信活动，求神拜菩萨，请巫师来画符镇邪。尤其是当地老百姓习惯上不讲究清洁卫生，也是导致疾病频发的重要原因。

根据秦光远的调查结果，七七○团团长张才千将这一实际情况向旅部做了汇报，旅部当即决定：部队要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尽最大的努力帮助驻地附近老百姓搞好环境卫生，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对于主动上门看病的危、难病人，必须尽力抢救和治疗。

老百姓同部队相处时间久了，彼此有了深厚的感情，相互间也十分信任，常常主动找部队的同志办一些事情。看病求药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旅、团、营、连的驻地，为群众治病的事也是非常普遍的。

1941年的一天，庆城西街的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慢腾腾地到旅部找旅长王维舟同志。王维舟热情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要办。老太太指着自己脖子上长得大肉疙瘩，痛苦地说：“我这里长了‘瘿瓜瓜’，越长越大，转脖子都困难。我没有钱，求不到医。听说你是个大善人，特意来求你帮我治这个病……”王维舟见老太太痛苦的样子，立即派人把老太太送到旅部医院，并指示免费治疗。

经旅部医院诊断，治疗此病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当时旅部医院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王维舟立即给延安的中央医院发电报，请求援助。不久，中央医院派来了两名医生，其中还有一位是苏联著名的外科医生。经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治好了老太太的病。

这位老太太的病好后，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到处宣传，因此前来旅部医院治病的群众越来越多。于是，王维舟就向时任旅卫生部部长秦光远提议：“我们应该创办一所专门为群众治病的医院。”根据王维舟的提议，三八五旅卫生部决定在庆城创办一所利民医院。

白手起家办医院，困难是非常大的，没人没钱没地方。首先是房子问题，庆城虽说是个“府”，但街巷狭窄，房屋拥挤。想重新盖几间房子做医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能买或租借现成的房子。为此，秦光远带人四处寻找，但因群众居住的房子都不宽裕，好长时间定不下房子，医院也没法开诊。

后来，有群众建议，说本地绅士“刘二少爷”家，在庆城十字路口有幢房子，人称“刘公馆”，前些年开着杂货铺，时下房子空闲着。原来，这个“刘二少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庆城较有名气的绅士，家境比较好，又读过书，为人开明，对待陇东人民政权及三八五旅部队的留守工作也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当他得知部队想借他的空房办医院时，就满口答应，并且不要租金，主动把房子清理打扫干净交给部队。为此，“刘二少爷”被城关人民推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并多次出席延安召开的边区政府参政会议。 

找到房子后，医院开张需要的手术床、医药架及其桌椅、牛角听诊器等物品都是自己用木料、牛角制作而成。此外，没有消毒器械，就用蒸笼、铁槽代替；没有纱布，就用自制的土布代替；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顶替；没有洗涤剂，就用碱粉消毒；没有药品，就上山采集和研制；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开处方；没有食盐，就到定边去担……所有困难，都靠自力更生解决。

一切准备就绪后，医院很快开业了。三八五旅野战医院派马增寿、潘志华两名医生前来协助，有医护人员7至8人，药品主要以中药为主，也有少量西药。医院的职能除了宣传预防疾病、清洁环境卫生外，为当地人民群众治疗一般的疾病。医院的名字叫“利民医院”，也是陇东第一家专门为群众看病的医院。

三八五旅要在庆城开办医院的消息，早在当地广泛传开了。利民医院开业的那天，庆城像过节一样热闹，群众奔走相告，不只是庆城城镇的居民、工商业者和机关人员前来观看、祝贺，就连城外十余里内的老百姓，也像赶庙会一样，特地前来观看和看病。医院门口，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自开业这天起，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看病的、取药的，真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王维舟指示：“利民医院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体现出为了群众、便利群众的精神。”因此，医院工作的两名医生十分辛苦，几乎没节假日。他们不仅坐镇医院内看病，有时还深更半夜被群众请去治疗危急病人。如果病人少时，他们又主动帮助护士、卫生员们采药、制药。

利民医院白手起家，资金困难，在收费问题上，采取真正利民的办法，只收取药品的成本费，工时与治疗费全免，这样既保证财政不至于亏空，又使许多人能花很少的钱看好病。有时医院自己制药，药的成本降低了许多，从降低的成本中获取极小的利润，用以添置医疗器械，购进好药，为更多的疑难、危重病人解除病痛。

利民医院开业不久，庆城附近一个村庄里伤寒病流行。有个姓谢的老汉，闺女不幸染了伤寒症，孩子高烧不退，不吃不喝，昏睡不醒。谢老汉心里十分着急，听说城里八路军为老百姓开了个利民医院，便把女儿送来治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和精心治疗，一个星期后，孩子烧退病好，并能吃喝和下地走动了，只花了很少一点药钱。这件事轰动了庆阳县，城里郊外，十里八乡，街头巷尾，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利民医院，赞颂着共产党、八路军。

半个月后，谢老汉请木匠制作了一幅大匾，用金粉写上一行十分醒目的大字“利民医院妙术：仁心济众，妙手回春。”谢老汉和乡亲们抬着大匾，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把金匾送到医院来，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利民医院的崇高敬意与信任。

在庆阳一带，疟疾、伤寒、痢疾之类的胃肠道疾病比较流行，这类疾病传播快，有时一个村庄一条川的群众全部感染，患者更是成群结队地涌到利民医院来。时间一长，马、潘两位医生对此类疾病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治疗方法与经验，对控制此类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因此，人民群众对利民医院赞不绝口。

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三十里铺等地发生流行腮腺炎及痢疾，利民医院所有医护人员一起出动，在合水、西华池、悦乐、三十里铺、驿马、曲子、马岭等地为群众免费治疗，并利用秧歌队、文艺宣传队进行预防宣传，组织群众大搞环境卫生，工作40余天，涌现出一批卫生模范村和许多讲卫生的先进个人。

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利民医院转移到华池县元城、刘坪一带。1949年7月，庆阳全境解放后，利民医院迁至西峰与陇东专员公署卫生所和接收的国民党庆阳县卫生院合并组建庆阳专区人民医院，也就是庆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至今已成长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预防和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岁月逝去，功绩永存。三八五旅创办的利民医院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不仅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保护了陇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也为新中国建立后陇东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