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彭德怀积极响应，出台具体执行的文件，下发到所属各分局、区；抽调人员组建相关机构，掀起了社会调查的热潮；出版了期刊《调查研究》，尽管因日军大“扫荡”而只出了一期，但是却肩负起时代的使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创办的时代背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延安时期，为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欲推动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调查》出版，并于3月17日撰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眼睛向下，对群众满腔热忱，拜群众为师，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为调查研究是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只有把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他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与“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在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观点。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要求采取具体办法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以下办法：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之责。毛泽东同时兼任调查研究局和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掀起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实际，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促进了党风的转变，促进了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在党内逐渐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返回延安，北方局工作由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负责。北方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北方局下达《关于执行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给各地的指示》，要求区党委立即成立专人负责的调查研究室，并联合该地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群众团体及党的机关内各部门，由各机关的性质确定负责哪一种类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各种调查表格，责成有关机关或个人填写，并限定在适当时期内交回，再由调查研究室汇总。社会调查在此时成为由各级行政机构执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也为检验由调查而制定的政策提供了政治实践机会。并且，“为了纠正当时注重一般的社会调查，而忽视了与党的现实斗争联系不够的倾向，并克服对党在华北五年的奋斗经验未能很好地整理与发扬的不足”，北方局确定了工作计划大纲，将调查的目的确定为总结党在华北五年的抗战工作。这样，调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加突出。

北方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选拔政治素质过硬、文化水平较高、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研究室。1942年春，调查研究室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调查研究》，并将出版发行的时间定于该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

彭德怀撰写发刊词《对症下药》

为办好《调查研究》这个刊物，编辑人员深入基层作社会调查。他们请彭德怀题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彭德怀题写了“调查研究”四个大字，遒劲有力。

《调查研究》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为《对症下药——为<调查研究>的创刊而写》。据《彭德怀年谱》记载：“1942年4月20日，发表《对症下药》一文，阐述毛泽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要求华北党和军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义。”

彭德怀曾回忆，1928年12月上旬，他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就听他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虽然给我一个印象，很不深刻。1931年有些同志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向大会作报告。会上出现了争议。“左”倾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写道：“至1933年，这种‘反狭隘经验论’的讥诮几乎流行得相当普遍。红军政治工作部门之社会调查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就从此每况愈下。到‘五次围剿’时。群众工作传统几乎保留无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时，才又重新恢复，但远不如红军初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

彭德怀在《发刊词》中回顾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精确的调查，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有，也是个别根据地。”他还提到了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傅钟、左权、陆定一等，着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解，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是闭门造车，以想象代替实际，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要性，并有具体的分工，在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但结果除野战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其余都落空了。其原因是：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不够，甚至为空谈主义者所鄙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的，不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文中指出，主观主义不仅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阻碍了许多同志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也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智识的增进。他认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事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

彭德怀写道：“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对症下药。这剂药就是医治主观主义、空谈主义，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他痛感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攻破自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虚心从小学生做起。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地“去做、去学，虽不敢说会学到、做到如何的成绩，但我坚信只要虚心，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贡献给革命。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子，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学习，群众中有我们的老师。”

一群宏才远志的采编人员

《调查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都是有远大志向、文化水平高、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同志。为了使《调查研究》创刊号能够顺利出版，编辑们各自前往调查地点，深入乡村、集市，走访各类家庭，与当地人们进行交谈，考察当地的基本情况。随后，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经济、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自己的调查进行整理，最终撰写成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的创刊号上。

创刊号刊登的第二篇文章是张友清撰写的《几点说明》。张友清，1904出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21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被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任政治部民运部长。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书记，曾三次入狱、两度被判死刑，他都坚贞不屈。1936年9月，张友清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室主任等；1942年2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他因长期蹲监狱、戴铁镣，身体瘦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完成繁重的任务。他在《几点说明》中呼吁大力提倡积极的研究精神，必须大胆地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当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具体情况，必须把调查与研究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调查研究》的主编张衡宇，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县。他于1928年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在课余时间，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系统钻研革命理论，加入进步的革命组织。1931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肖镇青的引荐下，前往河北大名七师任教，不久又转到太原成成中学任教。1933年，张衡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张衡宇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宁死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他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通过看守人员搞到了不少外文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向狱友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张衡宇出狱。党组织先后安排他到北方局军委、晋西南第六专署、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工作。1941年，北方局调查研究室成立，张衡宇又任研究室秘书主任。他经常在《党的生活》《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调研文章，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建设提出有益的建议。在创办《调查研究》工作中，他深入到基层、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略论调查工作》。他提出了调查工作中的态度与方法：首先要做到“勤”，即腿勤、嘴勤、手勤；其次要做到“钻”，要在问题里边追问题，要具有“打破沙缸问到底”的精神；再次是要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要求具有改造的精神。他还提出在调研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首先是选择调研对象问题；其次是接近群众问题；第三是调查者的政治面貌问题。他还撰写了调研文章《妇女与婚姻》，一同发表在创刊号上。

编辑杨公素，原名佘贻泽，1910年出生于重庆大宁，1928年春，进东吴大学附中，1931年在东吴大学政治系学习，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他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第39军做地下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八路军总部秘书。他撰写了调研文章《敌寇在华北所实行的经济统制》。

编辑郑思远，1914年生于山西省襄陵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北方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北方局社会部整风研究室主任。他撰写了《敌占区谁们发了财——太南潞城县xx村的调查》。

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也非常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撰写了《青年工作调查研究提纲》发表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晋察冀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节录林铁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北岳区党委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敌货币斗争的几点经验》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涉及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的战争、经济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帮助，并且对于党内一些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帮助，促使根据地出现了实事求是的调研之风。 

《调查研究》还专门设立了“广播室”栏目，专为反映各地调查研究工作状况与交流各地工作经验。该栏目报道了晋察冀、山东、晋西北、晋冀豫、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报道说：自从中央发布《决定》后，已在华北全党引起相当注意，各地区的调查研究组织都已先后建立起来，开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究。在报道各地调研工作中，编辑部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味地唱赞歌，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创刊号成为永恒的记忆

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并策应其对冀中区的“扫荡”，于1942年5月中旬开始，以其第1军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分三期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7000余人兵力奔袭太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域、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同时完成了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张衡宇与《调查研究》编辑部的同事将所有重要文件和调查材料带好，在晚上趁黑夜突围。张衡宇突围出来后，发现身边的勤务员受伤没有突围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绕路几十里终于找到勤务员。天渐渐亮了，突然遭遇搜山的日军。他将勤务员隐蔽起来，掏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引开日军。敌人发现他后，一齐向他射击，张衡宇不幸中弹，长眠于辽县的大山中，年仅35岁。在突围过程中，张友清将自己的马让给一位女同志，在与日军战斗中被捕，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集中营。在狱中，张友清受尽敌人摧残。1942年7月7日，张友清牺牲于太原集中营。

太行、太岳军民在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共歼敌3000余人，打破了日军的企图，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待形势稳定后，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复刊《调查研究》。可是由于研究室人员在突围中大多牺牲，缺少编辑和调研人员，印刷设备也遭到损坏，尽管后来油印了几期业务研究材料《调查研究》，但正式的红色期刊《调查研究》最终没能复刊，创刊号也成了终刊号，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红色记忆。《调查研究》虽然只出版一期，但是促进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兴起，一直传承至今，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