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6日成都《华西日报》副刊有一篇标题为《成都文坛回忆记》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诗人叶伯和在成都撒下了新文学的种子，第一个文艺刊物——《草堂》，在成都出现。自然，这一定是遭受过顽固的老夫子的嘲笑和毒骂，因为有这种形式的争执，在成都，新文艺竟涂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

创办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研究会，出版四川第一个新文学刊物《草堂》，第一个登上音乐专修科讲堂讲授中西音乐理论，介绍西洋音乐知识和乐器，最早撰写《中国音乐史》的是成都人叶伯和。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和音乐研究与教育的先驱者，的确值得人们怀念。

叶伯和的祖辈由广东迁来四川，世代务农，后成为地主。到了叶伯和的父亲出世，叶家已成为“耕读之家”。父亲叶大丰是个独子，12岁应童子试，考中秀才榜首，轰动一时。叶伯和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深得师长和家人喜爱。在叶家先辈中，还有一位叶介福，精通七弦，是清代著名川派琴师、青城道士张孔山的门人。叶氏族中能弹琴的颇不乏人。叶伯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就接受了文学、音乐的教育和薰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年满17岁的叶伯和同弟弟叶仲甫，随父亲叶大丰离家别亲到日本求学。

父子3人到了日本后，分别进入法政大学和东京音乐院学习。叶伯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早在日本东京音乐院和帝国大学生学习的萧友梅(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相识,从此,两人交往颇密,叶受萧的影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3年后,即1911年,父子3人分别读完法政大学和音乐院，带着珍贵的小提琴以及各种有关钢琴和小提琴的教材、乐谱等启程回国，不久回到了家乡成都。

在成都叶氏寓所指挥街，大门上有一副门联是：宋少师后，明宰相家门联两旁各悬一牌，一个是木刻的“律师叶大丰”。另一个是铜铸椭圆形，上镌“音乐家叶伯和”。民国初元，这在成都尚属破天荒。

此时，正值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叶伯和当即在军政府受聘任职，作了财务部门一名干事。一年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汉四川军政府撤销。自此，叶伯和便致力于音乐教学与研究，并进行创办文学社团等活动。

当时成都有人写了一首竹枝词：“京班名角教贫儿，丝竹嗷嘈关帝祠。科举文章无用处，改良戏曲作传奇。”28个字所描写的是在祠堂街关帝祠(现今艺峰照相馆右侧)内组织的一个京剧科班，亦称“剧部实习处”，叶伯和担任实习处经理。这个科班吸收了一些贫家小孩儿作学徒，聘请当时外地来成都演出的京剧演员任教。此科班从成立到结束，前后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它是四川人办京剧科班的最初尝试。

1912年后，叶伯和历任崇实学堂、成都县立中学校、川中师范学校、单级教员养成所、益州女学校、省第一中学等校教员。1914年9月，他接受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任该校1915年春首次开办的体育、乐歌专修科的音乐教员，直到1924年离开。

作为当时四川最高学府的高师，是四川第一所开设体育、乐歌专修科的学校,叶伯和则是四川第一位教授音乐专科课程的教师。

当时高师专修科招生的标准是“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在师范学校、中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分设两个班，修业3年。音乐课程的内容有乐歌、唱歌、乐典、乐器使用法、理论、和声学、音乐史等。

1915至1924年，叶伯和潜心研究中国音乐，并结合长期教学经验,编著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中国音乐史》。在这10年间，他造就了四川，乃至西南第一批音乐师范专门人才。他是四川第一个介绍和使用五线谱，第一个教授钢琴、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讲授唱歌技能及乐理、和声学等西洋音乐理论的教师。他是新音乐在四川以至西南的启蒙者和奠基人。

叶伯和授课之余，还为成都多所学校谱写校歌，进行音乐创作活动。歌词大多是自己所作。遗憾的是，这些乐谱已无处可寻。现仅有一首成都中学(今外南磨子桥七中)的校歌，歌词(注：成都中学校址是前芙蓉书院)是:

芙蓉的花那么红，它又不怕秋风，

芙蓉的叶那么青，扶着它更鲜明。

看此日莘莘学子像枝叶一样茂，

它年济济多士像鲜花一样红。

——是“三变”的精神，且看他蓁蓁灼灼，皆由本固根深。

作为同盟会成员的叶伯和，思想上无疑是追求革新。五四运动前两年(即1917年)专修科首届毕业生即将离校(首届生为两年制)，叶伯和作诗勉励学生，有“君不见郑卫之音乱雅乐，改弦更张勿畏缩。”之句，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热情的鼓励和期望。这也正是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和传播新音乐的执着精神的写照。

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叶伯和开了四川新文化风气之先。1922年，他不仅将十年来研究成果《中国音乐史》上卷付印发行，而且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文学研究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并亲自主编该会会刊《草堂》。文坛巨匠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中说：“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象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第四期后，便停顿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后身《浣花》。”

这一时期，是叶伯和从事创作、出版的高峰。《草堂》月刊一共出了四期，其中叶伯和的诗作十多首，小说若干篇。后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叶伯和的短篇小说。同时，《叶伯和诗歌集》《伯和诗草》等也相继问世。这些新诗和小说，大都是描写四川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的苦难生活。这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溶进了作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对当时文坛的旧风气、社会的陈规陋习，作了有力的批判。《草堂》月刊，应该是四川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开出的一朵璀璨的花。

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读到《草堂》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草堂》。此文刊登在《草堂》第三期，文中谈到：“……年来出版界虽然不很热闹，切实而有活气的同人杂志尚有发刊，这是很可喜欢的现象。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对于四川的文艺的未来更有无限的向往。我们不必举出古今的事实来作证例，便是有直觉的也能觉到有那三峡以上的奇伟的景物的地方，当然有奇伟的文学会发生出来……”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读了来自家乡的《草堂》月刊后，热情地向《草堂》诸友致函：“奉读草堂月刊第一期，甚欢慰。……吾蜀既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近十年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可以冠冕中夏。诸先生常与乡士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久居海外，时念故乡，读诸先生诗文已足疗杀十年来的乡思……”。

《草堂》还同全国各地新文化社团、刊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如北京晨光社出版的《晨光》、广东岭南大学及其出版的《南风》、上海文学研究社及其出版的《诗》、上海浅草社及其出版的《浅草》、北京诗学研究社的《诗学半月刊》、北京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云南翠湖之友社出版的《翠湖之友》，等等。叶伯和为《草堂》创刊、撰稿、组稿、酬集资金直至发行，花费不少心血，为使《草堂》拥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更是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对于当时文坛顽固派的嘲笑和毒骂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草堂》月刊在困苦中挣扎，出版了四期。本文开头所录《华西日报》副刊的文字，我们便可以看出处于当时那样的时代和环境，叶伯和所表现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

除了草堂文学研究会外，叶伯和还组织了成都第一个西洋乐社。上世纪30年代初，由叶伯和发起，并邀集成都音乐界人士组成成都海灯乐社。因为他们常常演奏奥地利音乐大师海顿的作品就以同“海顿”谐音而命名为“海灯”。成员大都是叶伯和的门人后辈。每到周末，他们便聚集在叶伯和家中，排练合奏，他临场亲作指导。这是成都第一个介绍西方音乐的社团。这个由音乐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团体纯属民间性质，它在宣传和介绍西洋乐器和西洋音乐大师的作品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灯乐社由叶伯和作指导，成员有叶伯和的长女叶胜男(钢琴)、邱仲广(大提琴)、张伯农、张季时、闵震东、叶有男拉小提琴，单簧管有周履安；来乐社参加独唱有刘曼罗、刘亚琴，另外，雷时律、李兆鸿也不时前来参加演奏。演奏形式有小提琴二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合奏等。

乐社的活动，除每周合奏练习外，还经常到一些大中学校演出，也为很多隆重的纪念日演出。比如1938年10月23日，成都市文化界在川大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邀请海灯乐社举行音乐演奏。为追悼王光祈逝世周年，乐社也举行了演出活动。他们还经常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通俗教育馆开音乐会，其目的在于，让人们看看西洋乐器是什么样子，听听西洋音乐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为了让更多人们知道、了解西洋乐器和音乐。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乐社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为抗战募集购买飞机款而多次举行义演。抗战第二年，即1938年，城市居民开始疏散下乡，乐社成员也随单位或学校散居乡下，各自东西，海灯乐社的活动遂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叶伯和与家人迁回城内上锣锅巷住宅，这时叶伯和的身体己十分赢弱，又因中年丧偶，多病折磨，于1945年11月6日辞世，闻之者无不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