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旭东

　　1928年4月的一天，郑州一处监狱的行刑场上，一个脚戴镣铐、浑身伤痕但却身形挺拔的年轻人仰头望天，目光坚定而澄澈，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半晌后，枪声响起，年轻人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党在甘肃早期领导人之一、甘肃工农运动的领袖——保至善。
　　

一

　　保至善，字乐庭，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西街一个商贾之家，是家中次子。他的父亲保万众靠经商起家，所创办的“宗盛和”商号在当时县城的四十多家私人商铺中也是首屈一指，商号所发银票可在崇信和平凉各县区兑换，因而在当地和周边县区颇有名气。保万众还一度担任崇信县商会会长和民团团长，在政商两界都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1907年，县城初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保至善遂入学读书，毕业后又入高等小学堂学习。1920年，刚满十八岁的保至善就在父母的极力促成下结婚，妻子是当时的崇信首富梁凤鸣的次女梁春娃。在父母的安排下，保至善或许可以就这样一生衣食无忧，但随着年龄渐长，他亲眼目睹了小小的县城的大事小事，土匪来犯、革命党进城让他记忆犹新，关于外面时局变化的听闻也让他充满疑问，他不愿再苟活于这小城之中，想要去更广阔的的天地寻找答案。
　　

二

　　1920年，独自在自家商铺的平凉分店给兄长保性善帮忙照看生意的保至善听闻省立第二中学（现平凉一中）招生，便立即报名，并顺利考入。相较于地处偏僻、闭塞落后的崇信，地处平凉的省立二中无疑可以让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接触到更新的思想。入学不久，保至善就在同学的介绍下通过代办站购买了一本《新陇》杂志，这本由甘肃旅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进步刊物，以传播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新文化、新思想，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为主旨，每期就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评论，并转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这本杂志为保至善打开了一扇新思想的大门。之后他又陆续读到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其中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为他参与进步活动、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在省立二中读书期间，保至善还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王孝锡，他们志趣相投，一同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反礼教的活动中去。针对学校存在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他们共同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在平凉及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保至善中学毕业，亲朋乡邻就送来许多牌匾，上书“垂天大翼”“荷天之宠”“價重龙门”等字以示庆贺。自1902年废科举、兴学校后，平凉直到三年后才创办了“陇东官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三

　　1924年1月，中华民国陕西省政府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水利工程专门学校、渭北水利局附设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及甲种商业学校合并，重建国立西北大学，2月发布公告，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听到消息后，保至善写信与王孝锡相约，一同报名进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由此，保至善也成为崇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3月初，国立西北大学开学，作为在政府扶持下新办的大学，既有傅铜、李仪祉这样的学者专家坐镇，又有许多来自于北大清华的年轻教师任教，其中也不乏部分共产党员，因而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保至善和王孝锡入学后就与甘肃各地前来的学生一起成立了“旅陕甘肃学会”。作为平凉学潮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保至善和王孝锡等人牵头，在学会中创办了《觉陇》月报，用以抨击时政，宣传进步思想，主要在西北大学校内发行，并通过甘肃籍学生流传至甘肃各地。
　　同年7月，为提高西北大学知名度，陕西省教育厅联合国立西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在北京大学兼职的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钟凡和北大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学者名流来西安讲学，听讲的除西北大学师生外，西安各中小学教师、各县劝学所代表共七百余人。
　　在学校期间，保至善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老师和共产党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人的是刘含初。刘含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参加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加入中共党员，国立西北大学创建后在校任教。在他的推荐和影响下，保至善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独秀文存》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
　　1924年秋，西北大学学生在爱国老师和学生会的组织下，联同西安其他大学开展进步活动、闹学潮，但因为受到了校方的阻拦和政府的追查，一些闹学潮的学生领袖被学校开除，学潮受到打压。“旅陕甘肃学会”商议，给北京政府发电呼吁，以寻求支持。西安所有的电报局都有军警把守，电报无法发出。保至善和同学们商量后决定去甘肃泾川邮局发报。他们连夜出发，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彬县，翻过永寿的山梁，从长武县走到了泾川，历时三天，步行四百多公里，才发出了电报。
　　1925年，在西安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保至善与西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西安各界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驱逐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以及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示威游行等进步活动。
　　1926年3月，返校不久的保至善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学子的信，信中诉说了崇信教育局长王安堂贪污腐败、贿赂官员、克扣学生补助费等事宜。保至善看后连夜奋笔疾书《崇信教育局长竟如斯耶》一文：“崇信在甘肃固属小县，风气闭塞，交通不便。而其教育之腐败与黑暗，及教育局长王安堂之混沌无耻，犹令人忍痛难已也。兹犹其荤荤大者，略举如此：王安堂前任第一高小校长时，人格卑鄙，又无学识，讲解不清，漠然从事，管理松懈，学生吸烟赌博，竟置之不理，以致青年耗废光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凡有血气、熟不痛恨切齿耶？后被省视学胡师文，以萎靡不振，旷弃职务，报告撤销。后又钻营官厅，运动绅士，取得教育局长。当时教界哗然，群起质问县长张明道。而张明道已受运动，同道作弊，以压制手段，相与狼狈。学界诸人，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甫莅局任,即将前曾主察各初级小学补助费,勒扣不发,致各校顿呈现闭之象。平凉中师本籍学生,既补给每年每人四十千文之学费，忽亦停止，致留平学生大受经济之困。最可恨者，将学款视若已有，贮蓄伊家，作巨本营业,在预算表上，虚添浮报，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即此以观崇邑教育之腐败，可以窥其一斑矣！而王安堂一人实属罪大恶极，崇邑青年，将何以处之？”全文鞭笞丑恶，痛陈时弊、言辞犀利、笔锋辛辣，悉数罗列了崇信教育届腐败官员的贪腐罪行，猛烈抨击了教育界腐败之风，深刻揭露了万恶旧社会腐败“吃人”的社会本质。并刊载于3月30日《觉陇》月报第二期第三、四版。文章发表后，平凉、崇信等各地学子积极响应，纷纷在街道两侧张贴，群情之下，王安堂被撤职查办。
　　1926年4月，河南军阀刘镇华趁直系军阀吴佩孚向北方国民军发动进攻之机，组织起了一支号称十多万人的“镇嵩军”的旗号，将西安四面包围。保至善和西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在西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积极支援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的护城斗争。一直到11月27日，刘镇华率军撤退。在这八个月的时间，西安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城内有五万多军民死亡。
　　1926年底，保至善在刘含初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围城期间，国立西北大学遭受了重大打击，教员和学生大量流失，经费欠缺，维持困难，被迫停办。保至善无法再完成学业，便滞留西安等待组织交给他新的任务。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