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田 戴恩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蜚声海外；中华医药，传承千年，造福万民。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千年药乡”的美誉，自古名医辈出，医著皇皇，地道药材种类多样，产量较高，中医药文化资源深厚，诸如《黄帝内经》、武威汉代医简、《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敦煌医学等医学文化和医药典籍莫不对中医 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书写了祖国灿烂中医药文化中的辉煌篇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价瑰宝。
　 

伏羲“始画八卦”为中医药学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基础

　　出生于天水成纪的伏羲氏，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之神，为三皇之首，人文之始祖，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相传，他结网詈、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尝味百药而制九针”,首行医事。而“始画八卦”则更是伏羲的一个伟大创举，超越具体器物发明肇启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萌芽。
　　位于天水三阳川的卦台山，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伏羲文化遗存，卦台山下便是三阳川的开始。卦台山山峦叠翠，渭水环流，白阶金殿，蔚然钟秀，每当朝阳高照，山水相映，颇为壮观。龙马洞和画卦台隔河相望，其洞深幽，每逢大雾，云雾封洞，若有龙马出没之状。洞内原塑有女娲像，传说数千年前女娲居此洞。画卦台东麓渭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如太极图样。滩河交界之处，有一大石，长约2.4米，不方不圆，傍实中虚，如画太极。每遇水涨，石隐匿迹，水花飞溅，哗哗之声响彻云霄；若逢水降，石浮河面，夕阳斜照，五光十色，这就是著名的分心石奇观。卦台山之东，沃野万顷，陇渭萦回，山水相映，碧波浩瀚。山之西、北、南，群山环绕，若揖若拜，有“九龙朝八卦”之称。
　　相传伏羲常仰观天象，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俯察地形，考察山川泽壑走向；观鸟兽动物皮毛的纹彩和生长在大地上的各类植物各得其宜的情况，近从已身参形，远从器物取象。一日，他正在画卦台上瞭望，忽见对面山洞里云雾滚滚，有一身有花斑、两翼振动的龙马翻腾，与渭河中分心石太极图形相映，深受触动，立即画下了代表自然界天、水、山、雷、火、地、泽的象形文字，这就是“始画八卦”的来源，画卦台、龙马洞也由此得名。
　　人文伏羲，医理肇始。伏羲“始画八卦”，所揭示的世间万物存在的法则，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渊薮，也为中医文化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陇原大地因有伏羲氏所创的阴阳法则，才开启了辉煌灿烂的中医药文化。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的理论渊薮

　　出生于“北地”（即甘肃庆阳）的岐伯，相传师出崆峒广成子。其精于医理，与黄帝问答，集成千古名篇《黄帝内经》一十八卷。《黄帝内经》分为《素问》《灵枢》，各成九卷，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包，生理、病理、治疗应有尽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它在继承伏羲思想的基础上，参合五行学说，全方位系统揭示“天人合一”的生命奥秘和疾病原理，正如《素问·举痛论》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岐黄之学，是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依阴阳、五行学说 形成的生命观、疾病观、诊治观、预防观。因此，岐黄之学堪称 揭示人类生命运动的“天书”，是为中医学之本源。自岐伯以降，华夏诸医，无不远师伏羲阴阳八卦之说，前承岐黄之论，弘扬经典，证之于临床，用汤熨针石之法，扶救百姓，遂成大医辈出之势。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多导源于《黄帝内经》。纵览后世各类医典，多以《黄帝内经》为源，以各家学说为流，而且从源到流，无不源自岐黄文化血脉。这也是祖国传统中医学历千
年而不衰，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源所在。
　　岐黄文化根植于甘肃，播扬于神州大地，驰名于海内外，是陇原地域文化的特征之一。岐伯开拓了人类医学的先河，揭开了人类走向文明的序幕。他以对立统一观揭示了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以运动观认识和分析生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生理和物理的科学性启发人们，认识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岐黄文化的发展是人类谋取生存、追求健康、超越自身局限的结晶。其广博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的思辨力、唯物的洞察力以及健康的思维方式等，都是极具传世价值的文化遗产。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岐黄文化是古代生命科学的创举，是古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典范，是中华医道的宝库，是华夏民族道德精华的完美呈现，是大医精诚的所在。
　　岐黄问答，千载流芳。如今，在庆城周祖陵山中，岐伯大殿皇皇而立，山下《黄帝内经》之经文摩勒上石，蔚然成风，是为岐伯之盛景。
　

武威汉代医简已见辨证论治之雏形

　　1972年11月，甘肃省武威县(今武威凉州区)柏树乡下五畦村旱滩坡发现一处汉墓，出土92枚医简，被考古专家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系东汉早期的医学记录。它们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一样，填补了中国医学早期的空白，对研究汉代医药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威汉代医简的内容包括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方面，记载了各科的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和药量、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药方主治范围等。医简中首倡活血化瘀治法。所载“瘀方”，所列药物为“干当归二分、弓((芎))劳二分、牡丹二分、漏芦二分、桂二分、蜀椒一分、虻一分”,并载当“以醇酒和饮”。对于久瘀之患则以活血化瘀虫类药物，搜剔络道，而起到增强通经活络、活血化瘀的作用，已表明了其治法用药上的灵活性，展示了武威汉代医简最早提出活血化瘀治法的历史。
　　武威汉代医简已显辨证先声。张仲景曾经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一度被奉为辨证施治具体法则。而在武威汉代医药简牍中，却早已把这个法则具体运用到临床治疗上。如简79：“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芘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乌喙、姜各一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白密大如樱桃，昼夜含三丸，稍咽之甚良。”简80甲、80乙：“治久咳逆上气汤方：芘菀七束，门冬一升，款东一升，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蓝一束，桂一尺，密半升，枣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俎，半夏毋俎，泊水斗六升，炊令六沸，浚去滓，温饮一小杯，日三饮。即药宿当更沸之，不过三四日逾。”所述病名、主症基本相同，但所用药物却大相径庭，前方以热药如桂枝、蜀椒等为主，可知“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是寒饮停肺所致；后方以寒为主如石膏、门冬等，可知久咳上气是肺内郁热所致。由此体现了医者抓住主症，辨其属寒、属热而“同病异治”的原则，是为辨证论治之先声。
　

《甲乙经》是针灸学之鼻祖

　　世称“晋朝高秀，洞明医术”的皇甫谧(215—282)),,出生于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原本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史学家，一生所著诗赋诛颂论甚多，名噪于世，且能奖掖后学。据《晋书》记载，左思费了近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但他自觉人微言轻，便带文稿谒见皇甫谧，求为序荐。皇甫谧阅后大加赞赏，为之序文。《三都赋》顿时名声大振，京城文人贵族争相抄阅，以致“洛阳纸贵”。然而，真正使皇甫谧名垂千秋、享誉海内外的是他中年时期因病习后医撰写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下简称《甲乙经》）。
　　《甲乙经》是皇甫谧综合《素问》《灵枢》《明堂》整理编写而成的，所谓“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
　　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甲乙经·自序》）。《明堂》是一部古代针灸学专著，亦早已亡佚，《甲乙经》存其梗概。其前六卷论述基础理论，后六卷记录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包括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取穴、治法和预后等。采用分部和按经分类法，厘定了腧穴，详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针刺深度与灸的壮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
　　《甲乙经》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巨大作用。由晋到宋的针灸论著，例如，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穴位和适应证基本上没超出本论著的范围；又如《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典籍中有关针灸部分，也大多出自皇甫谧思想，尤其《外台秘要》完全取材于《甲乙经》。南宋《针灸资生经》及其他医著也无一不是参考和遵循《甲乙经》编辑而 成。明清两代的针灸著作中，如《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灸集成》《刺灸心法要诀》等，也都是在《甲乙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现在，在厘定某个穴位和进行临床治疗时，仍往往以《甲乙经》为依据，现行中医药高等院校的针灸学教材也没有超脱《甲乙经》确定的针灸基础、针灸技术、针灸应用的知识模块范式。
　　可以说，《甲乙经》将针灸学理论与腧穴学相结合，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发展中，担当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而皇甫谧遂被尊为针灸学之鼻祖。
　 

敦煌医学成为“敦煌学的宠儿”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这个诗一般的名字，既是历史上该地区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状况的真实描述，又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博大精深内涵的高度概括。因华戎交汇、多元浇灌而催生的敦煌医学则是敦煌学中的瑰宝，被誉为“敦煌学的宠儿”。
　　敦煌遗书中的科技文献，就目前所知，医学文献60卷以上，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150卷之多。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和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中医药典籍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古老的版本，同时其中还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不仅对医学史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具有临床运用价值。1915年，罗振玉影印刊行《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为敦煌遗书医学卷首次面世。1957年，周宗岐《揩齿考——从敦煌壁画“揩齿图”谈到我国历代的揩齿、刷牙、和洁齿剂》论文发表，揭开了研究敦煌壁画医学史料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秉芬、黄布凡编译《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赵健雄编著《敦煌医粹》、张侬著《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和李应存《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等专著相继出版。赵健雄教授主持完成的卫生部“敦煌医学研究”项目，是系统整理、全面研究敦煌医学的重要标志，确立了敦煌医学作为整个敦煌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空白。至21世纪初，敦煌医学的研究成果已是异彩纷呈，李金田教授主编的《敦煌医学研究大成》系列丛书，以诊法、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分卷汇总，集中展现了该领域的辉煌成就。
　 

“千年药乡”正散发着勃勃生机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会地带，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具有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生长条件，中药材种类多、产量大、有特色，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素有“千年药乡”“天然药库”的美誉。据调查，甘肃现有中、藏药资源2540种，人工种植药材150余种，分布面积较大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200余种。当归、党参、大黄、黄芪、板蓝根、甘草等品种，产量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95%、60%、60%、50%、65%、25%。地道药材品种已形成规模优势，建成了当归、白条党参、文党、黄芪、红芪、甘草、大黄、柴胡、板蓝根、枸杞等规范化中药材生产基地，渭源白条党参、武都红芪、宕昌党参、宕昌黄芪、哈达铺当归、徽县银杏、瓜州枸杞、靖远枸杞、瓜州锁阳等18种中药材获得了原
　　产地保护认证。药材大县岷县、陇西
　　县、渭源县、礼县、西和县、民乐县分别被中国农学会命名为“中国当归之乡”“中国黄芪之乡”“中国党参之乡”“中国大黄之乡”“中国半夏之乡”“中国板蓝根之乡”称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就了丰富的药用资源，这些丰富的中药资源也成为甘肃省建设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的特色优势之一。
　　得天独厚岷当归。岷县当归又称“岷归”。岷县当归以量大质优而名闻天下，系公认的地道药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祖国传统医学认为，当归有诸多功用，以补血效果尤为卓著，欧洲医学界称当归为“中国的妇科人参”。《本草纲目》中称：“古人娶妻，为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曰：“今陇西四阳黑水当归，多 肉、少枝、气香，名曰马尾当归，稍难得。”可见在1500多年前，岷县(古属陇西郡所辖))便种植当归，且质量优良，因而将岷县称为“当归之乡”名不虚传。
　　西部高原显大黄。大黄是甘肃地道大宗药材之一，其中凉州大黄又名凉黄、狗头大黄，因其整个的形状如狗头，顶端平圆，下部渐细而钝圆，品质佳，产于甘肃武威、永登等地。铨水大黄主产于甘肃礼县铨水、西礼等地。优质大黄均以外表黄棕色、锦纹及星点明显、体重、质坚实、有油性、气清香、味苦而不涩、嚼之发黏者为佳。目前，大黄在甘肃境内广泛栽培，仅礼县、庄浪大黄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年产大黄达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当前在我国甘肃省境内，以礼县、武都、文县、岷县、宕昌、陇西为中心的大黄种植基地已初步形成，甘肃也已成为我国大黄规范化、规模化主产区。
　　文县药圃述党参。张山雷《本草正义》载：党参“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本与人参不甚相远。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滞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1958年，文县开始驯植当归，商品文党保持了“蚕头蛇尾美人搓，肉实纹细冰糖心”的品质特点，成为甘肃省骨干出口药材，行销日本、东南亚及北美各国。1964年后，山西党参(长治市潞党)又在甘肃省定西地区安家落户并迅速发展，逐步形成商品“白条党”，具有根长、条粗、肉细、味甜等特点。
　　逆境造化利黄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黄芪：“耆，长也。黄耆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今通俗作黄芪。”“耆”意 指的是稳重而有威望的老人，此药为补药之长，因之称其为“黄耆”，《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目前甘肃省黄芪栽培面积居全国首位，黄芪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大宗药材。
　　高原独特甘红芪。红芪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黄芪”项下，列为上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将红芪列为正品黄芪之一，1985年版将红芪作为一味补益药而单独记载。甘肃野生红芪主要分布于宕昌、武都、岷县、舟曲等地，现野生资源濒临枯竭，已大面积栽培，其中武都、岷县、宕昌栽培面积最大，约占红芪总产量的90%以上。
 

陇原中医人必将续写中医药事业的新华章

　　自宋代以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古丝绸之路逐渐寂灭，甘肃华戎交会的盛况成为历史。但陇原中医中药在民间仍薪火相传，宋明清至民国时期亦名医辈 出，杰出者有宋代张掖之吴褪、清代武山之陈至义、民国兰州之牛孝威等诸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有名医张汉祥、柯与参、周信有等传承经典，施惠百姓。李少波先生得悟《黄帝内经》之“全真导气”而发明真气运行之“五步功法”,是为养生 瑰宝，受惠者甚众；郑魁山教授精于针刺手法，被尊为“手法派”的杰出代表，”烧山火“与“透天凉”已成为永久的标记；郭均浦传承“洛阳正骨独技”，宋贵杰、郭宪章接力弘扬，使得洛阳正骨在陇原开花。此三项中医特色技术，已成为陇原中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而载入史册。
　　进入新时代，陇原儿女必将更加奋发有为，陇原中医药人必将续写中医药事业的崭新华章。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