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友

　　清代，嘉峪关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重要枢纽，承担着控制西域各国与清王朝朝贡贸易的职能。清初，在甘肃嘉峪关设常关。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朝在嘉峪关设置巡检，专察往来人数，例不征税。嘉峪关巡检的设置，使嘉峪关成为新疆与内地贸易交流的主要关卡。祁韵士出关，曾记“又丁坝西行，四十里至嘉峪关，关距肃州七十里。民人出关者，须自州给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须检验公文，乃定例也。”清中期以后，随着清廷对蒙古准噶尔部诸汗叛乱和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平息，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有所恢复。清代中原至新疆的一条重要商路是从西安出发，经兰州、嘉峪关、玉门至哈密，多用四马大车运货，每车载重1000余公斤，沿途多关卡，行程需5个月左右。吐鲁番的棉花、葡萄，准噶尔的羊、马、骆驼、羚羊角和南疆的玉石等都是经此路运往内地。内地大批物资如茶叶、丝绸、棉布、瓷器、药材等也经嘉峪关运往新疆和中亚等地。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开始海禁。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颁布海关征收细则，把进出口货物分为食物、衣物、用物和杂物4类，从价课税。进口货物税率为4%，出口货物税率为1.6%。随着内地与新疆联系日益频繁，违禁物品玉石、大黄、铁器的走私贸易亦兴盛起来，尤其是玉石走私，屡禁不止。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放松玉石之禁，准叶尔羌、和阗等地玉石、玉器入嘉峪关，但必须验明后照票按例收税。其余所带别货，免其科税。征收的玉税，按季全部解交肃州，解司报户部。“如有铺户人等串通在关书役，包揽承纳税课，从中留难，及滥税别货者，许商人喊禀究治。”
　　为了防止偷漏税款，管关巡检需要填报由肃州钤用的三连收税印票，“每遇玉商投税，前幅填给商人收执，中幅申送藩司，尾幅肃州存查，以杜隐漏。”对于偷漏税款者，处罚严厉，玉石漏税正税在五钱以上，加罚一倍。一两以上，加罚两倍。二两以上，加罚三倍。三两以上，加罚四倍。四两以上，加罚五倍。五两以上，将货物一半入官，一半补税。若银数在五钱以下者，只令完纳正税，免其加罚。此后，茶叶、棉花也成为嘉峪关征税的商品。嘉庆八年（1811年），那彦成等奏请自嘉峪关至阿克苏及喀什噶尔、叶尔羌等三城共四处抽取茶税，严禁商人贩私茶。嘉庆十九年（1814年），关外吐鲁番种棉花日广并大量贩运进关，清朝即令于“商贩经处所，如嘉峪关等处，酌量收税”。咸丰时该项税收成为定例。鸦片战争后，此前由官方垄断的内地茶叶、丝绸、布匹及其他日用品，如纸、火柴、砂糖、瓷器、铜铁器都被商贩经过嘉峪关贩入新疆，数量庞大，尤其是新疆建省后，“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清乾隆年间，经嘉峪关到喀什噶尔“每年茶叶私贩出卡者，竟有十余万及二三十万斤之多”。乾隆七年（1724年）至十六年（1751年），准噶尔吹纳木克、图尔都、哈柳、额尔肯等商人，进入嘉峪关在肃州进行贸易，一次率商队达数十人，牛羊、骆驼成千上万，成交白银多者一次达88800两。以茶叶为主的对外贸易日益兴盛。经嘉峪关出口的中国茶叶占国外茶叶市场的三分之一。道光八年（1828年），清朝又在嘉峪关设立了茶务稽查局、稽查官，收缴茶税。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朝通过嘉峪关输出了价值903万两白银的茶叶和杂货，而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价值仅11.8万余两白银，实现贸易顺差891.2万两白银。嘉峪关征收商税的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增加。嘉峪关常关对过往行人例不征税，但实际上，虽屡经禁革，直至清末，从清朝官员、外国旅行家对嘉峪关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嘉峪关对过往商旅、行人征税并没有停止。清乾隆年间，嘉峪关在验票放行时，向行人勒索银钱征收人头税。嘉峪关“城内驻扎游击巡检，有税厂，空车过取四百文，骡、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余车，开箱细查，无私货乃免”。清宣统三年（1911年），刘雨沛在《西戍途中日记》中记载：“关于肃州道监督，只派家丁为委员司之。每人出入关收税一百二十文，牲畜每头四百文……”。一位名叫马汉达的外国人曾留下了他对嘉峪关税卡印象的记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往西去，每日必须为登记注册或领取通行证交纳一钱银子。”当时的移民现象应该说较为普遍，因为在当天（11月30日）马汉达就碰到了一个400人的湖南移民团，因为对征税银两的不满，为此移民团还痛打了征税者后，扬长而去。此事发生后，“肃州税务司就把税额降到40文铜钱。”据马汉达介绍，当时守卫城门的工作由游击负责，游击手下有8名军官和51名士兵，纸面上的编制是120人的营。由此可见，移民团敢于暴打征税者，与嘉峪关驻军的薄弱不无关系。 （连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