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宜兴

　　周宜兴　1937年10月-2020年1月，甘肃天水人，大学学历，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笔名阿珠。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主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关于西部的思考》《中华文明8000年》《暮年拾趣》《秦州悲欢》等。

　　200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通过国家鉴定，确立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科学结论。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形成并发展，进而延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域。炎帝、黄帝、蚩尤，就是5000年前活动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三大部落集团的首领。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布。这一新石器遗址中的诸多重大发现，把中国上古文化起源的时间从5000年前推到了8000年前，把起源的地域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移到了甘肃境内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上游的以大地湾为中心的广大地域。8000年前，大地湾的农耕文化孕育了伏羲文化。太昊伏羲氏是“肇启炎黄”的中华始祖。太昊伏羲早于炎帝、黄帝约3000年。
　　中华文明的源头，8000年前在甘肃境内的渭、泾两河流域，在以大地湾为核心的古成纪广大地域形成并发展。这一论点，有着充分的考古依据、古籍记载、口传历史的支持，有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是可求证且可信的。
　　2007年3月11日，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大会口头发言中，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寻并研究龙文化的根”为题，提出了“中华文明8000年”的主张。10多年来，甘肃的一些学者一直不断求索，以证实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文明的创造者。
　　尽管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命题，得到不少海内外华人的赞同与认可，但必须要有充分而严谨的科学论证才可立论。甘肃的学者10多年来就在为此而努力工作着。
　　一个文明的确立，远比一个文化的确立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众所周知，确立一个文明的三要素是：文字、城堡、冶金术。那么8000年前甘肃境内的文明发祥地具备这些条件吗？答案是肯定的。10多年来，甘肃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
　　2010年，包括兰州大学张东菊和美国、加拿大的学者在内的19位作者共同发表了《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文中指出：“中国北方距今8000年左右普遍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是世界著名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之一……近年来在大地湾遗址开展的同位素研究显示，大地湾一期人类全年食用C4类植物（可能大部分为谷类植物），暗示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栽培、收割和储存这类植物。”这说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早在8000年前，已经在以甘肃大地湾为中心的广大地域显现。正是大地湾的农耕经济孕育了伏羲文化，进而传向中华大地。黄河中下游的文明，其源头在甘肃境内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坡。
　　早在大地湾发掘报告发表之前的2004年，国内的考古学者就在《彩陶》一书中写道：“甘肃彩陶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中的明珠。在中国彩陶文化中，它具备独树一帜的特点：第一，时代最早。大约距今8000年前后，在现今渭河流域的大地湾诞生了迄今我国最早的一批彩陶。第二，成就最高。第三，延续时间最长。”（郎树德语）“从距今约8000多年一直到距今约2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数量多，分布区域广，纹饰繁复、多样、精美，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高，堪称全国之冠！”（陈炳应语）8000年前的大地湾彩陶，改写了许多原有的考古定论，提高了甘肃在中国远古文明发掘与研究中的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甘肃学者与全国各地的伏羲文化学者协作，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作为“羲皇故里”的甘肃天水，与作为“羲皇故都”的河南淮阳合作，初步确立从8000年前到6000年前的2000年间，有一个伏羲时代存在。期间有许多代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沿用了伏羲的名号。正是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伏羲文化，并把它传递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今天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伏羲文化遗存、遗址的原因。第一代伏羲诞生于甘肃的古成纪，末代的伏羲卒于河南淮阳的古宛丘，那里有伏羲的陵墓。这是甘肃、河南两地伏羲文化学者的共识。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三个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奥妙就是伏羲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合和、互易、不易、平衡的辩证法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从而引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盛而不衰。
　　中华文明8000年，是一个极富挑战的命题。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断代成果，至今仍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和国内某些学者的否定。甘肃学者依据大地湾发掘成果提出的中华文明8000年的论点，就更会被否定。西方学者否定中国文明5000年的依据，就是确立远古文明的三原则。这个三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英考古学者提出，并在《最初的文明：文明的起源与考古学》（英国，格林·丹尼尔著）一书中确立的。此后，这三原则就成了全球考古学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三原则的两位学者，英国的丹尼尔教授是欧洲考古专家，美国的克拉克洪教授是近东考古专家，他们在建立三原则时，并没有纳入中国远古文明的农耕特征。因而，在中国考古工作中完全照搬“三原则”，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限定了中国探寻远古文明的进程。中国有必要在尊重三原则基本点的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文明标准。这符合创新发展的精神。
　　201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该书依据甘肃大地湾遗址考古成果，依据伏羲文化研究成果，依据全国各地多元的考古成果，依据古籍记载和民间口传远古历史的精华，归纳出5条确认中国远古文明的标准。这5条标准是：
　　一、农业生产力已比较成熟，农作物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
　　二、示意文字诞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时代。
　　三、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聚落出现。
　　四、彩陶礼器和大量的陶质器物在祭天、祭祖的活动中使用。
　　五、乐器与乐谱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的礼仪中应用。
　　书中对这5条标准提出的依据，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这5条标准中的第一、五两条是中国标准中特有的。第二、三、四条是对原有原则的修正，即用“示意文字”取代“语言文字”，用“聚落”取代“城堡”，用“彩陶”取代“青铜器”。
　　按照这5条标准考量中华文明，其上下5000年的结论是成立的，考量中华文明8000年的设定，也是成立的。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甘肃，是甘肃文化自信的起点。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