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紧接着把侵略的矛头直指上海，妄图摧毁中国的经济中心，使中国丧失抵抗力。
　　当时上海是我国的工业中心，也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上海一旦陷于敌手，无疑会使中国的战时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为保存上海工业的先进设备，建立战时后方工业基础，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决定迁移上海工厂至内地。然而，此时距“八·一三”淞沪抗战只有3天了，形势十分严峻。8月11日，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林继庸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迁厂事宜，调拨资金56万元作为初期经费。8月12日，上海各业工厂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机器五金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推举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为主任委员，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选定武昌徐家棚一带为集中地点。各厂内迁遂紧锣密鼓地展开。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内迁工厂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苦干。敌机来了，他们伏在地上躲一躲，敌机一走，爬起来再干，每遇敌机轰炸，总有工人牺牲在机器旁。随着战局一天天紧张，白天不能拆运了，只好夜间操作。就这样，大批的工业机器设备拆了下来，“迁委会”划定路线，集中抢运。南市一带的工厂设备集中闵行、北新泾起运，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然后由木船自苏州河外运。途中，工人们为蒙蔽敌人,在木船上饰以树枝、茅草，每艘相距约半里，遥相照应；如遇敌机来袭，则划到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后，即雇用小火轮拖着原船开至镇江，再移装江轮直驶汉口。
　　最初，国民政府只协助与军用工业有关的少数工厂迁移，大部分民生日用工厂因缺乏资金，无法迁移。随着沪东的陷落和大批工厂被炸，许多民营资本家聚集马浪路41号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驻地，要求当局协助民生日用工厂迁移。然而此时上海局势急转直下，继沪东沦陷后，10月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被截断。各厂物资只得取道内黄浦运往淞江，经苏州、无锡至镇江。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乍浦登陆，平湖告急，淞江河道受威胁，乃改由怡和轮船运往南通，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这段运输曲折反复，历尽艰辛。
　　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近3个月的上海工厂大撤退被迫结束。据统计，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14600余吨，技工2500名。
　　与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也紧张地进行着工厂拆迁工作。从1937年9月开始，各地内迁工厂的器材陆续运抵武汉，武汉成为迁移工厂的新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迁移工厂联合会，由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一些工厂利用军事定货，临时复工，支持了抗战军需物资的供给。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15家，到1938年初又有27家复工。
　　1938年春，日军相继占领安庆、九江后，溯江西进，直逼武汉。3月28日，主持内迁工作的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武汉厂家代表30余人开会，部署继续内迁。6月2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武汉告急，国民政府下令武汉各业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包括56家手工织布厂在内)；并发放低息贷款以资搬迁；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一律炸毁。于是，所有武汉各厂兵分三路:一路向南，迁往湘西、湘南、桂林；一路向北，迁往陕西宝鸡；主力则向西，迁往四川。到8月初，武汉各厂悉数迁出。
　　从武汉撤往四川的机器物资，由民生公司的大江轮运到宜昌后，再由该公司的川江小轮转运入川。这两区间行驶船只的载运量相差悬殊，往往是汉宜段大船每航一次的载运量，川江船只必须转运若干次。以致在宜昌待转的货物器材滞积日多，仓库、贷栈、驳船等设施不敷应用。到1938年10月下旬，滞留在宜昌的机器货物达9万吨以上，尚有3万名以上的待运人员。
　　当时宜昌城内一片混乱，敌机不时临空骚扰。满街都是撤下来的公职人员和难民，人心惶恐不安。城外江边，从宁、汉运来的机器设备、武器弹药等黑压压地沿江堆放，绵延数里。
　　民生公司总经理兼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作孚，在宜昌集合各船长、领江，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撤退计划。民生公司投入了一切可供利用的船只，开始了紧张的抢运。由于川江滩多水急，只能白昼航行，于是民生公司的船只便尽量利用夜间装卸，以缩短运输时间。宜昌码头都提前作好准备，只要拖船一驶进码头，一条条早已装满机器设备的驳船即被拖轮拖至空船边加固，空船上的起重机也立即伸出吊臂，将大宗货物装上江轮，迅即启运。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积压的器材也大部运出。晏阳初先生当时惊叹这一规模宏大的撤退，誉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在宜昌大撤退中，由于民生公司的川江小轮数量有限，有些工厂便寻找白木船运输，各厂先后觅得白木船800多艘，这些船一般为50吨左右。这种白木船下行每日可行300里，上行在静水无风时，每日可行50里。从宜昌到重庆，水路全线长约1300里，须经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10县，历经险恶的“三峡”——西陵峡、巫峡、瞿塘峡；沿途还有无数急流险滩。白木船需用人力很多，除船长、领江外,还需搬艏10人，纤夫约30人。木船编组上行，各组由4艘至7艘编成。过滩时，各船纤夫并力共拉一船渡险，依次而行；过急滩时，须增至一二百人。船长根据水流缓急，滩水高低等情况传令“缓拉”或“快拉”。沿途地形崎岖，纤夫在岸上拉纤，有时匍匐前行，有时躬身缓走。每遇激流险滩，只听水声如臂，如万马奔腾。往下看，魄岩数百尺，石尖如剑，一叶危舟在激流中旋转不定，一二百纤夫，迎着凛冽的江风，佝偻身体，身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前拉，同声喊着短促而又低沉的号子。
　　搬迁船队就这样艰难地渡过一个个激流险滩，将大批物资器材运达重庆。在这次川江船运中，不知发生了多少船破货沉的悲剧，许多船员为此献出了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和广大工人、职员和爱国企业家的努力，这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业大转移才得以实现。据统计，截至1940年12月底,内迁厂矿计448家，物资器材709912吨，技工12164人。各个厂家先后在后方复工生产，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