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季芳

　　甘肃张家川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7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史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华北、华南地区的高校不得不走上万里西迁的征途，为中国的未来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斯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设置于北京和天津的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组建西北联合大学，落脚于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因着抗战的爆发，西北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成为支援抗战胜利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根据地。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起见”，经1938年和1939年的运作，最终将西北联大分别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五所高校。由于城固地盘狭小，“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而谋学校本身之发展”，教育部重新布局各大学的永久校址，最终决定“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显然，这是国民政府重视开发西北的重要举措。
　  一、吾道西行，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
　　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北联大内，先后改建为教育学院和师范学院，1939年8月整体改制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奉命迁往兰州办学。起初，教育部命令甘肃学院的文史、教育两系并入西北师院办理，“并以其院址作为该院之院址……迁移事项，应于本年暑假内办理完竣”，饬令甘肃省教育厅尽快协助办理。听闻这一消息，甘肃各界极为振奋。1940年7月，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发电邀请，态度极为诚恳：“贵院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海内外蜚声，此闻有奉令迁甘之议，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盼早来临。”事实上，斯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处的陕南城固，虽然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然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迁移他处不失为明智之举。兰州当时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国防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举足轻重，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先生对此深谋远虑，认为迁移兰州才能为学校发展迎来新的生机。
　　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李蒸率团两次前往兰州，洽谈迁校相关事宜。针对与甘肃学院合并之事，李蒸通过考察，1940年8月31日呈文教育部，指出：“兰州当西北要冲，回汉相处，如以教育为政治军事建设之前驱，则本院将永为西北最大的文化堡垒。精神国防前线之所寄托，本院不敢厚于自任、重于作始。且欲为永久基础，自亦有远大计划，若沿用甘肃学院旧址，则因陋就简，现在既有轰炸之虞，将来亦多尘嚣之扰，实不足以实现应有之使命。”李蒸委婉指出，从国家政治军事建设大计、从民族团结大局出发，西北师院承担重大使命，合并非长远之计。更令李蒸担忧的是甘肃学院乃一省立学校，实力匮乏，经济支绌，教学科研举步维艰，且学校大权掌控在地方人士之手，内部矛盾重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一旦合并势必影响师生的办学积极性，因此独立设校乃为上策。李蒸的上书得到了教育部的允准。
　　独立办学得到批准后，李蒸加紧新校址考察，他提出选择校址的四个条件：第一，学校不能设在城内，在目前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而长远是为了避免城市的商业气氛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第二，不能离城太远，也不能离城太近，最好是仿照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方式，离城十至二十里之间；第三，交通要方便，最低限度能通汽车和人力车；第四，必须见到黄河，一则为风景问题，二则为吃水问题，万一用水发生恐慌，还可以到黄河去取水。最终确定兰州城西十里店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地址。
　　1941年6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筹备处在兰州成立，胡佑铭为筹备处主任。10月1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正式成立，齐国梁任兰州分院主任。10月24日，梁荣庭等押运学校图书、文具22箱及师生行李40余件，开始了第一次迁移，他们所乘木炭车用了12天时间到达兰州，中途机车多次损毁，师生屡遭饿饭、寒冻和生病。如至江洛镇时已深夜，找到一家招待所，“熬得大米稀饭一桶，炒白菜一盘，十余人围站而食，比鱼肉还要好吃”。12月，兰州分院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大公报》发表如下消息：“该院此次奉命在此设立分院，为抗战以来国立大学迁甘之第一个。”从此，城固校区不再招收新生，待老生全部毕业后，城固校区使命结束。
　　以后历年搬迁陆续进行，1942年8月，李蒸携全家与部分教职员工赴兰，卡车在天水时突然翻倒，车上人和行李全部被甩出去。李蒸先生的儿子李幼蒸后来回忆说：“在我四五岁时，全家随学校迁移至兰州十里店时乘坐的敞篷卡车途中翻了车，所幸均未受重伤，后来我的嗅觉永远记住了那次卡车旅行中的汽油味道。多少年后，一闻到汽油味总会想到那次陕甘路上的初次嗅觉体验。我还模糊地记住了途中过夜的天水市。这个名字大概是我一生中除城固外记住的第二个地名。”搬迁过程中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不过李蒸并不在意，他说：“我们搬家实在困难、实在勉强，但是我们决不灰心，我以为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越是有意思，假设别人一件件都办好了，让我们不劳而获，那是最落伍的表现！”1942年9月，兰州分院改为本院，城固校区改为分院，李蒸奔波于兰州与城固之间，指导两地办学。
　　历时四载，截至1944年暑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搬迁至兰州，12月17日，学校举行建校42周年纪念，李蒸院长别有意味地提出了“收复失校”的使命，他说：“自二十九年（1940年）起，本院奉令迁兰，历时四载，艰苦备尝，但幸能于本年暑后完成迁校大计，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粗具规模。此后自当秉承教育部意旨，负起培养西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促进文化建设之重大使命。”1944年年底，学院在校学生数1010人，教师159人（其中教授51人，副教授26人），职工66人。师院附中于1943年在兰州十里店设立分校，1945年全部迁到兰州。《西北学报》介绍西北师院：“上至研究所，下至小学幼儿园，无不具备……从它的历史以及目前的规模看来，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最高学府。”
　　从北平师范大学到西北师范学院，从燕山脚下到黄河之滨，中国优质高等师范教育向西推进了1000余公里，成为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第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院，亦是国内最大的师范学院，被时人誉之为“西北教育的拓荒者”“开发西北教育的急先锋”“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西北师范学院给予了更高的期望：“西北师范学院实为师大之衍，昔日师大之精神将因此而永远扩展于西北，在师大同仁必有吾道西行之感……所望执事领导诸同仁，继续努力，共图师范教育使命之完成，为民族复兴奠立精神之基础，则非徒为西北一隅。”揆诸后来史实，西北师范学院在抗战的艰难困苦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壮大，为战后中国师范教育布局提供了典范。1946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300余名师生前往北京，组建北平师范学院，后发展成今日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部分师生继续留在师院，发展成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两所姊妹学校，共同谱写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华丽篇章。
　  二、启迪民智：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近代以降，开发西北呼声渐高，至抗战时期达于极点。战时举凡粮食、兵役、合作社组织和道路修筑等都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然当时西北教育不普及，农民知识水平很低，文盲数量极大，严重制约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抗战建国大业的推进。辗转迁移到甘肃的西北师院，备受战火的摧残和煎熬。作为甘肃地区唯一的国立高等学府，院长、民众教育专家李蒸深知政府在西北设立师范学院的用意，那就是培养师资、研究高深学问，同时协助西北教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普及教育于广大西北地区。他坚信，欲实现民族独立，取得抗战胜利，推行民众教育则是最佳途径，一旦民众教育普及后，“至少半数以上有权能，可作中国之主人，经营国事”。
　　在抗战的大形势及李蒸先生的热心推动下，西北师院的社会教育于1941年1月在城固和兰州拉开了帷幕。社会教育的内容有举办抗日宣传、政治动员、补习教育、合作训练、甲长训练、扫除文盲、卫生宣传、开设诊疗所、破除迷信、提倡新生活、开办游艺室、开设民众代笔处和设立妇女识字班等。
　　城固社教活动主要在邯留乡开展，截至1941年7月，历时半年，成绩突出。扫除文盲社教组共招收学生208人；保甲长训练组共培训甲长28人；合作训练组共培训合作社社员和职员255人；民众问事处共有200余人咨询兵役法规、合作组织办法、军粮摊派及国家时事；民众代表处给200余乡民写信、写呈文及对联；简易诊疗所共诊治秃疮、疥疮、普通破伤等250人；游艺室有500余青年学生、农民及合作社社员来打乒乓球、下象棋、奏各种乐器等；来阅览室借书者共计380余人；乡民体育场共有1000余人来打秋千。
　　在兰州，社会教育的地点择在西北师院近旁的孔家崖和十里店。1943年共组织补习班性质的社教活动三种，其中儿童组共7班，250多人；妇女班2班，50多人；成人班100多人。1944年8月，举办儿童、中学、妇女和成人四种补习班，其中十里店共招收学员160人，孔家崖共招收学员250余人。在抗日宣传方面，如孔家崖社教工作队创办《民众周报》，展览国际图片，展览飞机大炮模型，灌输民众必需常识，激发民族意识，阐扬国父遗教；并且摘录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及地方重要消息开设民众阅览处，征集文字浅显、有实用与教育价值的图书100余册，让民众前往阅览，使民众明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知识，知道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同时邀请甘肃科学教育馆来十里店放映幻灯，介绍国家大势，观众有千余人，反响强烈。
　　该项工作颇费心力，在招收成人学生上最具困难。因补习教育的时间一般在7、8月份，恰为农忙时节，成人们多不愿放弃农事来参加教育。鉴此，学生们尽量劝导，并赠给书籍和笔墨纸张，同时利用晚上搞一些娱乐活动，才吸引了部分学员。在开设课程上，也很有针对性。妇女班参差不齐，他们采用分组和个别教法，对不能来上课的妇女，到家庭教学，解决了好多困难。在儿童班，为了让升中学的小学毕业生有充分的准备，办了一个升学指导班，补习国语、算术和常识3门课程，解决了学生们好多问题。
　　深入底层的社教工作最终得到了受益民众的理解和支持。1942年7月暑假，城固邯留乡的社教工作到期后，民众纷纷要求延长10日，自愿捐助伙食津贴。当学生返校时，当地士绅设筵款待，民众依依不舍，燃放爆竹欢送，而且成人班的学生自愿将师院学生的行李送到学校。兰州十里店妇女班的学生为感谢师恩，“把自己菜园里的辣子茄子，赠给老师一篮，权作礼物，深情厚谊，着实令人感动”。社教工作的负责人王镜铭总结城固社教工作的成绩时说：“本区服务地点的文盲减少了三分之一，兵役动员显有进步，合作社普遍成立，贫农普沾低利贷款实惠，乡民卫生保民会议定期召开，乡行政人员贪污不公现象渐行敛迹，一般乡民多这样说：‘从前开会我们都不敢说话，社教区来此后，我们都敢说话了。’”
　　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对外影响很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褒扬。邯留乡社教工作，不仅激起了本院学生的社会服务高潮及参加社教的兴趣，而且附近各校学生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西北大学政治系学生，汉中师范、文治中学学生，曾由师长率领前来本区参观，对社会服务均有正确认识，陕南青年社会服务的风气，本区的影响实匪浅鲜”。迁入兰州后，西北师院的社教工作经常被媒体报道。1943年8月18日《甘肃民国日报》以《十里店社教工作成绩斐然》为题进行了报道：“青年会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办之社教工作，四周以来，成绩斐然，已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数日内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来电嘉奖西北师院举行的社会教育工作：“查该院发动师生作大规模之社教活动……均称切实，殊堪嘉许，嗣后仍仰努力服务社会，化民成俗，以宏社教效能。”社教工作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的经验，使民众得到了一定的文化常识，更使他们逐渐萌发了合作民主、抗日必胜的爱国信念，促进了底层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三、请缨报国：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
　　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兵源补充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受“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影响，知识分子参军者甚少，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人、农民居多数，知识水平较差。然而，当时的战争已经运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既有的军队很难胜任复杂的战争形势，造成军队的战斗力很低。在此情势下，招收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补充到军队中来，是国家于危亡之际的迫切选择。1942年10月，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兵役适龄学生，自1943年1月起，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入伍，不得缓役。这一通电，标志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发轫。地处兰州的西北师院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从军运动热潮。
　　相较免受战火蹂躏的其他学校，西北师院知识青年更能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楚。院长李蒸先生对这一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他说：“今后决定性之战争，须赖高度科学技术与最新式武器之运用，知识青年，已有科学基础，再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则杀敌致果，不成问题，切望中等以上学校身体强健的青年，均能奋发请缨。”此后，李蒸实际参与了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领导工作。1944年11月3日，甘肃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成立，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兼任主任委员，聘请李蒸等14人为委员。
　　在校内外情势的推动下，西北师院及附中学生踊跃登记从军，报国之心不减前方将士。截至1944年12月18日，从军学生达130余人。当日举行盛大欢送会，在校师生3000余人参加，首先由院长李蒸讲解成功、成仁真谛，教职员代表李建勋、方永蒸致辞慰勉，学生代表吕作矩致欢送词，从军代表王丕仁致答词，会场空气极其热烈。对于批准正式入伍的学生，每人赠给由学校女生亲手制作的校旗一面，希望其努力报国，师生还为从军青年捐款15万元。
　　在从军学生入营时，十里店各界又举行了欢送大会，各机关、各学校及附近民众60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西北师院教授王镜铭致欢送词，李蒸等相继讲话，远征军代表李玲善致答词，“大会于十一时完成，此后欢送，高呼口号，情绪异常热烈，汽车过商店门口时，各商店爆竹齐鸣，商民夹道欢呼，欢送高潮，达于云霄。师院李院长、金教授澍荣、方校长、王主任镜铭同乘汽车，送该院学生入营”。
　　西北师院知识青年入营后，正式编组训练，然后送往天水、汉中集训，准备派往前线。由于抗战很快结束，青年军未能发挥大的作用，随后有些被编遣复员，有些卷入了内战的漩涡。
　　不管结果如何，西北师院知识青年从军和全国各地的从军青年一样，都为报效祖国，请缨杀敌，其个案实质上是大后方高校的一个缩影。国难当头，知识分子通过此种方式救国救民，实现其弘毅之责。就整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言，按国民政府的预定，甘肃征集数额为1000~3000人，但后来争相报名者比比皆是，以致实际数额达到了9037人，远远超过了原有的配额，这种结果与师院所起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四、学术与地方的互动：努力开发西北的思想与实践
　　战时西北国防地位陡增，蒋介石训令要把西南建成抗战的根据地，把西北建成建国的根据地。西北更以其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地位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中央大员、社会贤达、新闻记者都将目光投向了这片热土，畅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性。作为师院院长的李蒸自是不能例外，他一再强调：“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该文化建设应从西北做起，盖因其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础，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奋复兴。”对师院来说，正适逢其时，应该做西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虽深感能力绵薄，但以职责所在，亦必竭力而为之，唯愿各界人士协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
　　鉴此，李蒸对毕业生期望甚殷，希望他们在毕业后参加到西北建设的大业中来。他1943年在给毕业生的留言写道：“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急务，开发工作首赖教育，诸君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意，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切不可仍蹈故常，竞赴通都大邑，求交通之便利，图个人之安逸，而忘国家民族之大计。”当时，西北师院的毕业生大都服务于西北各省的教育行业，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未辜负李蒸院长的一片期望。
　　人才是开发西北的关键。李蒸认为除了师院自己努力培养外，引进人才“为西北基本重要之图”。本此思路，李蒸为师院引进人才不遗余力，他以真情聘请了当时国内一批名流莅院，如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训导主任兼体育系主任袁敦礼、英语系主任张舜琴、史地系主任谌亚达、公民训育系主任王凤岗、数学系主任赵进义、理化系主任刘拓、博物系主任郭毓彬、教育系主任李建勋、家政系主任齐国梁，以及金澍荣、马师儒、郝耀东、鲁世英、程克敏、谭戒甫、王耀东、何士骥、许寿裳、杨慧修、高文源、方永蒸、胡国钰、唐得源、董守义、徐英超、叶意贤、黄国璋、包志立、罗章龙、陆懋德、邹豹君、殷祖英、李镜湖、刘朴、刘亦珩、张德馨、傅种荪、张贻侗、朱有宣、汪堃仁、黄文弼、孙之淑、王非曼、杨永芳、杨立奎等知名教授。这些知名教授是学校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的到来，为学校发展增添了动力，同时为西北地区造就了大批有用之才，成为西北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
　　西北师院还肩负着陕、甘、宁、青、新、豫和绥七省的现任教师进修、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改进等方面的任务。李蒸认为师资训练“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西北师院先后成立了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中等学校教育进修班和地方教育辅导委员会等机构。1941年8月，在城固召开本区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逐年举办暑期讲习班，又与地方当局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在中等教育的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师范研究所、中等教育通讯研究处等机构，编写了部分教材，为西北中等教育助力甚多。 （未完待续）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