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徐兆寿　甘肃武威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共计500多万字。

　　2004年6月，我从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大报》编辑部转调到旅游学院任教，从头开始。过去专事写作，虽然也看一些闲书，但到底不是专门做研究。那时，我便开始研究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准确地说是关注和思考，还不敢说研究，直到2010年，关于其写过的文章极少，但感触却很多。
　　这些感触后来都笔墨于一些文化随笔中，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如《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向西，遇见古中国》，《飞天》上发表的《敦煌之光》，《作家》上发表的《信仰从这里开始》，《大家》上发表的《荒芜之心》，《金城》上发表的《佛道相望》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写到了长篇小说《荒原问道》与《鸠摩罗什》中。没有那样一次转型，就没有后来这些转身向西的文字。
　　也是在那样一些深入灵魂的书写中，形成了我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些“异见”。一些观点也形迹于那些随笔中。正好那时候，我同时在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化史，另一门是西方文化概论。它们不断地在纠正或者证明我的那些“异见”。
　　比如，当我在上海读了几年书，对上海等江南秀丽之地有了一些体会后，便提出大西北的戈壁、沙漠、高山也是生态，是与绿色一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并非必须要消灭的“荒漠”。因为水的影响，江南之地秀美、精妙。但在大西北，虽然没有江南的那些绿色，可是戈壁、大漠等是产生悲剧与英雄的地域，土地和山文化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大西北的豪情，只有江南的温柔，便会出现如南宋之后的“软骨病”。对于中国来讲，南方更多地代表了水文化的一面，是智，是柔美，而北方则代表山文化的一面，是仁，是壮美，各有各的美。我们北方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地方比作“塞上江南”，说明了我们的不自信。我在《荒原问道》中曾不断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不同意非要用南方的标准来衡量北方，应该保持生态的多样性。
　　再比如，在一次次踏上河西走廊时，汉唐时代的历史便不断地浮现于眼前，仿佛那个时代并未像人们认识到的那样死去了、成了过去，而是还活着，在与我们进行着对话。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包袱太重了，其潜在的对比者是美国，意思是美国的历史短，没有包袱，所以发展快，但人们不知道，美国人自认为其文化渊源来自欧洲，来自两希文化，所以，那里的学者也不断地构建古希腊的历史，把原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硬是建构成了五大文明古国，古希腊便成为第五大文明古国。古希腊的历史后来被描述得比中国的还要长。当然，美国人在地理上离欧洲到底稍远了一些，属于欧洲人原来的殖民地，或者说属于一个欧洲无法控制的飞地，一些学者在赞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愿意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把古老、辽阔而温暖的亚洲也纳入新的全球化视野中，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57年出版的《大哲学家》就是这样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再比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这部著作被认为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念。当然，在我看来，在潜意识里，这部著作还是在捍卫欧洲中心主义，而作者的理性要求他必须放眼世界。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全球越来越自大、狭隘的国家就是欧美国家了，这些国家的人不会到亚洲或非洲去工作、生活，而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因为要富强、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而胸怀世界，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影子，或读书，或工作，或生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亚洲人的，至少也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要自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规律。
　　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这个阿拉伯人的后裔，这个文学批评家，在看到中东世界被欧美人妖魔化的时候，便从灵魂深处升起一股反抗的力量，提出了后殖民主义学说和东方主义等概念，提出新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他认为，在面对文化霸权主义时，弱势文化应当反抗强势文化，对强势文化提出批评，由此，他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地站在代表强势文化的政府、主流文化的对立面，永远提出批评，使其放弃霸权主义，放弃对弱势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殖民化态度、行为。萨义德的这种观点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观点有共同之处，也符合西方社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观念，于是，很快被西方社会所认同。这些观念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知识分子迅速地接受了，大学里的文艺理论课上，硕士们的毕业论文里，以及学者的专著里，萨义德的名字及其理论成为关键词。然而，当我在看这两个人的著作时，我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另一方面也立刻对他们产生了警惕。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那里，公元1500年之前的世界上，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东方世界的霸主，她通过丝绸之路这片大陆（对，不是一条道路，而是网状的大陆、草原、戈壁、沙漠、高原）对世界发生着影响。这种发现对于世界来说是重要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当是常识。可是，这些年来，当我在向上海、广东、香港、台湾等地来的大学里的师生们介绍丝绸之路时，当我发现他们一片惊讶而不相信中国会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时，我的心里是震惊的。
　　我发现，一百多年来，一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已经不熟悉了，甚至说不相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犹太人之所以在流散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在于对自己的历史念念不忘，每天都在做功课。可我们呢？我们的很多大学的部分学科连大学语文都取消了，更不要说中国历史课。现在得补上这一课了，否则，我们灵魂的系统里装的就不再是中国文化系统，那我们还是我们吗？
　　对于萨义德，我非常赞同他的态度与观点，可是，他的“东方主义”词汇里，竟然没有中国，我便顿然失望了。他的视野竟然如此地狭窄！当我们也接受他的知识分子观念时，我们发现内心的冲突越来越强烈。
　　某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当西方人在讲一系列文化时，他们的头顶上始终有上帝在观照。萨义德也一样，可能还是真主存在（这个不确定）。在那样一种背景的观照下，或者说在他们的“道”的统摄下，他们发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府和主流价值远一些的呼声，但潜台词是要与他们心中的道（上帝、真主）一致。
　　在某些人看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的精神一致，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观念，在天地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思考个人的命运，但最终是统一性。萨义德一方面使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贵的独立性，但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需要消弭的，不然的话，知识分子便无法真正地自由、自足。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首先是要相信甚至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把文化的主体性找回来。一切的文化都必须生长在脚下的大地上，同时，也必须从自己的根系上生长并嫁接，否则，原有的文化将消失。
　　我在想，如果我们这几代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全球化。但当我大声呼吁时，一些知识分子立刻反驳我，你这是要与世界对立吗？我问，世界是谁，难道我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又问，难道你这是要与西方对着干吗？我说，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怎么对着干？我是说，需要转个身，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系上，真正地完成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你可能觉得“中国”两个字不重要，换个名字也可以，但在我一个汉语写作者心里，它是根，是灵魂，是天地，是家园，我只有回到家里，才觉得是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人，否则，我就觉得永远流浪在自己的故乡。
　　再比如，当我考察了马家窑彩陶时，便有一个想法，史前的中国应当有一个陶文化传播时期，而马家窑周围便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这个想法又在后来的大地湾挖掘的陶片上得到进一步证明。但是，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中国文化的第一个中心是在中原地区。我觉得这个观念得纠正了。后来，在给学生讲两河流域的文化时，看到西方学者把世界上第一片陶器的发明地放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是在8000年前，可是，大地湾发现的陶器有11000年前的，甚至还有更早的。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得知，世界上到处都可以发现10000年前的陶器。
　　考古学是科学，但科学常常受到它自身的限制，那就是一定都得用实物来说话。这是它最致命的地方。艺术远比它宽松，所以艺术更接近人类的灵魂本身。艺术是可以靠想象甚至直觉来抵达真实的，但这是科学难以证明的。所以，我更相信艺术的真实。那些用泥巴塑造的日用品在流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史前时代全球化的一条线路，从这条线路来看，中国有可能是陶器的发明地，即使不是陶器的发明地，也一定是陶器文明的中心地区。但这些观点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考古证明，所以历史学家都不敢言，也就只有我们这些以虚构为事业的文学家来胡言乱语了。
　　再比如，今天中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原地区是伏羲文化的始发地，但天水的卦台山以及一系列民间传说、姓氏传承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很多习俗可以置若罔闻吗？女娲的传说又如何对待？在我看来，大地湾、伏羲文化、女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正好说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线索。我在《佛道相望》中写道：“天水是中国文化的开启之地。这与中原文化的成熟是不矛盾的。”
　　再比如，近些年来，有人不断地问我周围的历史学者：大地湾到底是多少年前的，如何才能证明它的历史是8000年前的。甚至有官员说，如何让世界认可中国的历史有8000年，是你们学者的责任。
　　每每此时，我看到历史学者无奈地说，人家不承认啊。是的，西方学者对文明遗址有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是在对古希腊遗址进行总结时确定的，因为古希腊遗址有三个特点：城邦、文字、铁器。它们分别代表三种文化形态。城邦代表了高级社会的雏形，文字则代表了文化的开始，而铁器则代表了生产水平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说服自己，明明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可是无法有效地反驳。当我读到钱穆先生对人类文化从地理学上进行分类时，便豁然开朗。他说，人类的文明与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人类便依据这些环境慢慢地养成了自己的文化习惯，并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
　　根据地理来讲，人类的文明可以分为三种：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因为内中不足，所以文化的根性中都具有侵略性。它们都只有在侵略他者的基础上才能生活，但不同在于，游牧民族从来不会定居于某一地，所以不会有城邦，后来便不断地融入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中了，而海洋民族因为是在岛屿上生活，耕地很少，要不断地向深海去索取，或者寻求新的殖民地才可以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容易形成集市，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为了抵御外侵，便建立了城池，成为国家。这是它自身的特点形成的。而农耕文明则由于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扩张也可以生活下去，所以依据农田在大地上散落，不会形成像古希腊那样的城邦。这也是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为什么非要用古希腊城邦的几个标准来给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制定一把尺子呢？为什么要用海洋文明来衡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呢？符合它的就是文明古国，不符合它的就不是？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很多发现，比如老子西出函谷关去了哪里？中国人为什么接纳了佛教？敦煌对于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我都诉诸文章了，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我在疑惑，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需要我们去重新申辩甚至抗辩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西方欧美中心主义文化的笼罩下，在现代性这个旗帜下，我们一直在向着欧美这个中心进行历史叙事，一些历史在依据他们的规则进行论述时与古人的论述产生了根本的不同，我们成了人类历史的边缘存在，我们也自我边缘化了。一些历史被遮蔽了，因为无法叙述，所以不如放弃叙述。同时，我们也始终认为因为地理等原因，中国文化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很少跟外界发生联系，历史学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中国。事实上，从《史记》等信史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始终通过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之路与中亚、西亚等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而宋元起又始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发生着联系，前面是输出性国家，后来是输入性国家，但无论怎样，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她始终在参与着历史上的全球化运动。
　　如果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叙事，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且从来都在影响世界的文明大国，而不是偏安一隅的、保守的、黑暗的、专制的帝国，更不是被西方历史学家妖魔化的黑暗帝国。但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等着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来发现吗？我以为，我们自己的叙事非常重要。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国家会受到世界的尊重吗？不可能。只有不断地重述历史，甚至重构历史，历史才会是新鲜的，历史也才会是活着的、与今天的我们发生着关系的。
　　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整个人类的。我自己也非历史学家，但不知不觉中，我觉得某种历史的叙事任务悄悄降临在我的肩头了。我常常怀疑自己，也常常觉得那不是我的任务和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写写小说，写写当下人的感受，并对被称为文学的那一小块内容不断地进行阐释。可是，当我下笔时，一种不能自已的情怀笼罩了我，左右了我，不得已，我踏入了不专业的历史叙事中。我常常给自己开脱，历史也需要一些不专业的人士发表一些真实的感想。然而，当我写下很多这方面的文字时，就发现已经不能自拔。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写作传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统之一。
　　如果说文学表达的是人类当下的感受、情思，哲学则是其逻辑和内核，而历史则提供了真实的细节。它们缺一不可。缺了历史，文学就变成虚构的故事，细节就不真实不典型，就不会被人记住。缺了哲学，文学就会失去方向，变成呓语，没有坚固的内核。同样，对于历史来说，缺了文学，历史就成为知识，就会虚无，不再拥有价值和灵魂的真实，更不会拥有人类的温度。缺了哲学，它就会变成权谋，变成术，变成势的叙事，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没有了价值观，没有了方向。同样，哲学缺了文学，就成了枯燥的没有实践可言的逻辑，就不能知行合一，就会失去真理的光芒；缺了历史，就会变成教条，就脱离了现实，也不会因时而创新，就被会抛弃。
　　故而，近年来，我的写作和研究慢慢地开始向历史靠近。《鸠摩罗什》《丝绸之路上的使者》《丝绸之路上的诗人》《往事如风——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王国》以及多篇长篇文化随笔，都是在这个角度上进行文史哲合一的探索。
　　《大地湾之谜》是我带着硕士们进行的一项具体实践。我是怀着对目下流行的史学观念的一些不满而主动进行了这次学术探索。一方面，我是想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立视角对这一史前文化遗存的一些重要符号进行一次全新的叙述；另一方面，我也想站在全球视野下进行一次比较，但这个全球化叙述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
　　当然，它存在着诸多问题。因为是研究生们撰写，文笔和见识方面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写作方法的问题。一方面，这本书从一开始写作时就是要给大众看的，不是给专业人士读的，所以力求浅显易懂，甚至要带一些文学化的叙述，这会让历史学家们感到不适和不专业；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的文化符号，也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读，力求不要太变形，这又会让普通大众感到太深奥。两方面可能都不能讨好，只好求中庸之道了。我还要求我的学生们尽可能地把当地的民间传说收集进来，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一些专业人士尤其是考古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些材料不可靠。比如，女娲的一些传说没有任何信史可以佐证，但在我这个文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就是最好的佐证，这是靠信仰和心灵代代传下来的，这是心灵考古，比那些物质考古更为可靠。这些也可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大地湾，这个中国文化很重要的遗存总算是有一个介绍的小册子了。一些不足和问题就交给后来者去完善了。希望它们能走进大众的视野，能把大地湾文化传得很远很远。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