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铁钧

　　

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首次依法庭审贪腐大案判决书

　　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称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成立，而后2年多，红色中华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事业蓬勃发展。随着物质条件、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有些党员、干部管钱、管物的权力开始变大，但有些掌权人私欲膨胀，贪污吞占，奢靡腐化，在老百姓中造成恶劣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声誉。
　　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联名签发反贪腐法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惩处各类贪腐行为做了明确、严厉的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等等。中央检察委员会主席董必武、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也主持制定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通告》，提出：“要提高对贪污浪费的警觉性，要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要注意机关里的贪污浪费，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法令从严治罪，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并将“通告”在红色中华县乡广泛张贴、宣传，拉开了声势浩大检举贪腐的序幕。
　　不久，工农检察部接到举报，揭发于都县县委、政府存在严重贪腐问题，并列出许多证例。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案调查，由项英负责组建“检察工作团”进驻于都县。经2个多月艰苦努力，终于查实于都县党员、干部群发的贪腐大案（史称“于都事件”）。
　　1934年1月，项英向党中央汇报案情：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动用公款囤粮8万余斤，食盐3千余斤，牟取暴利，挥霍享乐。还多次给伪装成生意人的敌特分子签发“特别通行证”，出入苏区搜集、传递情报，给革命事业、群众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和困难；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截留公款做生意，擅自命令县武装大队非法征粮，公款吃喝玩乐，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县领导营私舞弊、贪污腐化，引发许多党员、干部奢靡堕落、贪腐成风。如：军事部长刘仁祥伙同科员造假帐，冒领征兵动员费760元；少共（共青团）县委书记滕琼贪污公款670元；组织部长高兴赞占用党费410元做生意；财政部副部长罗风林贪污群众捐款360元；乡主席黄起度把打土豪没收的银元宝、骡马、布匹等财物折合银洋300余元据为己有等等。
　　毛主席听过汇报，气愤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在瑞金组成最高特别法庭，董必武任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司法部长梁柏台任公诉人，审理“于都贪腐案”，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出席旁听。
　　法庭对贪腐分子依法量刑、宣判，判处给党和政府造成重大政治、经济损失的刘仁祥、刘天浩、滕琼等5人死刑；认定刘洪清、熊仙璧等人犯有“对反革命分子纵容、不执行上级命令，贪污和包庇贪污”三条主要罪行，撤销一切职务，与其他贪腐分子一同依法严惩。
　　法庭宣判后，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对刘洪清、熊仙璧等人的“判决书”，并大篇幅连载项英撰写的《于都检举的情形与经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文章《“于都事件”的教训》，对贪腐大案进行了深刻剖析，诫勉全党必须要警钟长鸣，永葆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