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　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掖红西路军精神研究会专职副会长，现任张掖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副编审，河西学院兼职研究员。从事地方历史文化和地方党史研究。编著出版有《金张掖风情》等反映张掖历史文化和地方党史的书籍多部。2004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甘肃省优秀专家。


 

图为修缮的十七革命志士墓举行揭牌仪式现场

　　　

悲歌惊心惜泪地生

　　1949年9月17日深夜，张掖城南贺家庄（今新墩镇花儿村六社），凄惨的呐喊划破了黎明前的沉寂，17位革命志士在这里遇难。17位革命志士是：蒙之廉、毛麟章、祁鼎丞、陈敬宇、焦洁如、李承安、王学义、邹峰如、程景瀛、尚银海、李文轩、曹旦希、吴渊彦、左化南、何锡楷、陈有诚、张振声。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大举挥师西进，战略重镇兰州即将解放。国民党为了“固守”兰州，镇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人民反暴政、迎黎明的斗争，做溃逃前的疯狂反扑。
　　在各种反动势力的最后反扑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开始疯狂搜捕、残害革命人士。军统二处在对“政治犯”内清外捕、收案审查的同时，还派遣大批特务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搜寻“共党”，调查“谍案”。谍报组组长王风荣乔装打扮，以“大学助教”身份做掩护，选择了“学运高涨”的兰州大学作“突破口”，利用安插在学生中的暗探，在数月内连破两起“大案”，有54名革命人士和相关人员被投入兰州广武门秘密监狱关押。
　　敌特们在兰州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向西逃窜时，用大囚车将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押往河西。一过永登，他们就开始屠杀，武威、张掖、酒泉等地都洒下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在张掖遇难的17位革命志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蒙之廉、毛麟章都是甘肃通渭人，中共陇右工委地下党员，曾参与中共陇渭工委组织的反霸夺枪战斗和水家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表现出色，被称为“文武全才”。1948年秋季因叛徒出卖被特务二处以“案涉共产党地下活动”为由逮捕，并于1949年6月收押。
　　祁鼎丞，甘肃固原人，国民政府甘肃省参议员。1949年春，祁鼎丞公开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向民众征缴300万银圆“建设公债”。因反对敌人以“防止奸党，巩固治安”为名、搜捕中共地下党为实的“非常时期户口大清查”，被特务二处以“共党嫌疑”的罪名于1949年6月17日逮捕。
　　陈敬宇，河南郾城人，兰州大学植物系二年级学生。1947年，兰州大学爆发“六一二”反饥饿运动，陈敬宇是核心人物。1949年2月被特务暗探贾水生等人跟踪盯梢，27日，陈敬宇在与同学赴延安途中不幸被捕。特务们从陈敬宇的宿舍里查获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革命书籍。
　　在狱中，敌人用各种酷刑折磨，陈敬宇都坚贞不屈，为了唤起民众，他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首绝命诗：“不为衣食不为官，人民生活怎忍看。被捕甘愿饮刃死，唯负理想未实现！”
　　焦洁如为河南洛阳人，兰州大学俄文系二年级学生。李承安为河南巩县人，兰州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王学义为甘肃文县人，兰州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他们均为反帝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49年2月27日，焦洁如、李承安与陈敬宇同在赴延安途中被捕。王学义于1949年7月21日与曾任中共山东抗日游击队支队长、中共兰州市学委委员的程万里烈士在兰大同时被捕。
　　邹峰如是陕西邠县人，陕西邠县人民政府军事科长。1949年6月，特务二处特工到邠县工作，侦悉邹峰如是“革命人士”，将其逮捕。
　　程景瀛为甘肃文县人，兰州工校职员，进步青年，1949年6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抓，牺牲时年仅22岁。程景瀛在兰州沙沟监狱关押期间，曾留绝命诗一首：“壮志未酬身先死，面貌难明留后人。生为前进抛头颅，死于鬼蜮也光荣！”
　　尚银海为陕西长武人，商人；李文轩为甘肃泾川人，农民；曹旦希为湖南长沙人，甘肃邮政局邮务工会理事长；吴渊彦为安徽宣城人，兰州万国寄售商行经理；左化南为四川重庆人，天水团管区新兵大队军士；何锡楷为四川人，皮匠；陈有诚为江西人，农民，寄居岷县。他们均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或革命人士。籍贯、职业、身份各不相同，因叛徒出卖在“西北前进同盟组党建军”一案中于1949年2月先后被捕。
　　张振声为甘肃永登人，国民党247师中尉排长，进步人士，1949年6月被中统特务检举，以“窃用密本罪”被捕。
　　兰州市广武门121号宅院，是军统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被特务二处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在这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和残酷迫害。
　　随着兰州解放的临近，慑于解放军大军进攻的形势，8月10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溃逃前将广武门监狱在押的30余名革命人士装入汽车，押往河西。
　　9月17日，张掖解放之际，逃至此地的敌特唯恐“事出意外”，决定残杀一批革命人士。在国民党张掖县政府自卫队员协助下，于当日夜间将17名革命人士押至张掖城郊贺家庄，用麻绳勒、刺刀戳等残酷手段，将17人全部残害。
　　杀人的当夜，凄惨恐怖的声音使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强烈的刺激。当年只有12岁的贺家庄放羊娃陈永福经历了那悲惨的一夜：那天夜里，贺家庄突然来了很多人，进进出出很神秘。一些人被反绑着手，嘴里塞着东西，推到院子里。有人找来了好多铁锨，在庄子后面挖好了大坑，这些人就全被带走了。随后就听见痛苦的惨叫和低沉的哀号，之后，这些人就全被推进了大坑。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大坑周围全是血，坑里的土还在呼哧呼哧地动。由于时间紧迫，刽子手胆怯心虚，有些遇难者事实上是被残暴的特务活埋了，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刽子手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革命人士，连他们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也没有放过，在杀人前即将他们的衣物钱财全部掠夺，事后便进行了瓜分。
　　17位革命志士忠骨溃裂，志未尽，身先死，锦样年华长眠在异乡的土地。
　

志士英名 苍生永记

　　即将见到黎明却英勇殉难的革命志士用生命和鲜血为后辈开拓了道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也绝不会让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有好下场，在肃反、肃特斗争中，一批罪大恶极的敌特和刽子手受到了人民的审判。甘肃全境解放时，杀人的罪魁祸首——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胡子萍和杀人魔头二处参谋陈善民、李永禄等自知血债累累，恶贯满盈，不敢在大陆停留，带领一小撮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爪牙，匆匆如丧家之犬，辗转逃至台湾。刽子手李扬扬、李延美、谍报组组长王风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落入法网，被处以死刑。刽子手陈富山、李成德本处以徒刑，但心怀仇恨，竟阴谋暴狱，以身试法，复被人民政府镇压。杀人帮凶刘明祖由于积极交代罪行，被处以有期徒刑，以赎前恶。曾经伪装成兰大经济系学生、抓捕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的大特务贾水生被处死刑。
　　1949年9月19日张掖解放，张掖县人民政府组织专人挖掘清理收敛蒙难者遗体，购置棺木将17位革命志士重新安葬于贺家庄旁。
　　为了铭记为国家利益立下功勋的师生，追思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的青年，1949年10月18日，兰州大学1000余名师生在校园内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被特务杀害的陈敬宇、李承安、焦洁如、陈仙洲、魏郁、程万里、杨怀仁（兰大附中老师）等7位烈士。1950年8月8日，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兰州大学500余名师生再次集会，纪念7位烈士并举行了纪念碑立碑仪式，敬立了“兰州解放前夕本校殉难七烈士纪念碑”。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每一位为国家利益献出生命的英雄，都值得敬仰。每至清明节，都有机关干部、青年学生前往英烈灵前敬献花圈、祭扫陵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群众也把革命志士当作自己的亲人祭奠。更有烈士亲属，耄耋之年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前来祭悼英烈英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志士墓因风吹雨淋和周边农田蚕食逐渐矮小。2002年4月初，我参加张掖地委组织部举办的第1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张掖地委党校学习。一天，有3个人到党校来找我，他们是祁鼎丞的后代，专程从青海来给亲人扫墓。他们说每年清明节都来，亲人的坟堆一年比一年小，既没有碑也没有牌，再这样下去，恐怕以后亲人祭奠连地方都找不到了。他们说得很沉重也很凄凉，说17个革命志士牺牲在张掖，这是张掖重要的党史事件，你是党史办主任，应该呼吁有关部门修缮一下。我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当即随同他们去了现场。
　　此时土地尚未播种，田野光秃秃的，我们顺着农民的地埂找到了一个不大的微微凸起的土堆，上面的杂草正在露芽，旁边有几处烧过的纸灰和抛撒的祭品，这就是十七革命志士墓，情景十分凄凉。
　　几天后，我就找到了张掖市（现甘州区）民政局副局长，我的愿望是在墓前立个石碑，家属来祭奠一下也容易找。但结果是“民政局没有钱，立碑很困难”，此事被搁置。后来因工作变动，我到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在与张掖市文物局局长的一次接触中我又提到了这件事，局长说抽时间去看看再说。
　　2006年9月5日，我们一起到了现场。长满荒草的墓被农民的玉米地包围着，农民从地里清理出的杂草堆在上面，很难有人知道那就是革命烈士之墓。看完后，局长摇了摇头，没办法。此事被再次搁置。
　　我很感慨，也很无奈，在他们的祭日，我写了一首小诗《自向荒郊寂寞红》发表在《张掖日报》上，也算对他们的纪念吧！
　　一首小诗，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7月，时任甘州区纪委书记的郑月萍与我说起了这首小诗中叙述的事情，郑书记很受感动，她说，革命志士把生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今天社会安宁了，人民幸福了，他们却连一块墓碑都没有，我们对不起他们。郑书记说，我们共同呼吁，为他们立碑志记。在她的号召下，当年9月，在志士遇难59周年之际，甘州区纪委、监察局、审计局、二轻局、规划局共同捐资，新墩镇人民政府筹工筹劳，特别是周边农民自发让出土地，城区居民自愿迁出埋葬多年的祖坟，共同努力将墓地建成了墓园，并敬立“十七革命志士纪念碑”。
　　十七革命志士墓是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场所，是人民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阵地，是青少年继承优良传统、增强爱国情感的课堂，无论是场所、阵地还是课堂，我们立碑记志，都是为了让后来者读懂生命的尊严，读出国家的温情。也许，这就是国家最鲜明的价值坐标。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