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寿岭 甘肃武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著名考古专家、西夏文化学者，武威市博物馆原副馆长。现为武威普康集团西夏文化研究所、西夏泥活字印刷术传习所、西夏瓷传习所负责人。撰写的西夏文化研究性论文30余篇，发表于国内外多个学术期刊，多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


　　　　

一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印陶文饰到春秋战国、两汉以来的印玺、碑拓、印花艺术等，已开创了印刷术的先河。到了东晋时期道家在拓碑的基础上，创造雕刻了“阳文反刻”符咒大印，上刻120个字，其实就是一篇短文。这项大木板符印的首创，就是雕版印刷的开始。因而，世界上第一个雕版印刷者是中国的道家。后经南北朝，发展到隋朝，开始印刷小件的佛像、经咒等。隋文帝还下令雕版印刷书籍。唐代雕版印刷已达到了相当成熟阶段，不但印刷短文、诗歌、佛像、咒语等，还印刷了大批佛经。如西安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是存世较早的印刷品之一。唐太宗还亲自颁行印刷书籍、名人诗集。有的印刷品已流传到了邻国，如高丽（朝鲜、韩国）。1963年韩国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应该就是唐的版本。雕版印刷发展到了宋代已达高潮，杭州、成都、福州等许多地方形成了印刷中心，并且争魁斗胜。据资料记载，北宋教育机关印刷经史书籍，一次雕版达10万块。在成都雕印全部汉文《大藏经》，花了12年时间，用雕版13万块。虽然发展很快，但也正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几年、几十年方能雕出一部佛经，只印一次就废置了，堆积如山的雕版又极难保存。这惊人的浪费造成书价的高昂，严重阻碍着刻书业的发展及文化的传播。就在这个时期，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印刷工毕昇创造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打开了活字印刷之门。当时的科学家沈括在其著名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之《活板》一文中就有明确记载。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在世界印刷业上是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印刷事业的伟大贡献。根据毕昇泥活字的发明原理，我们的祖先又首创了木活字、锡活字等，并向国外传播。朝鲜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其法仿制了铜活字。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世界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

　　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不但未见过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及其印刷版本，而且连宋时的活字印品也从未发现。因而引起了本国和世界专家学者对毕昇的发明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怀疑。甚至有学者说：毕昇的发明只是书本上说说而已，并无存在，泥字能印刷吗？韩国学者认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种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使用，毕昇制造后便将其收藏起来，束之高阁。
　　正当国内外专家持怀疑之时，尤其是韩国大宣特扬活字印刷术源于他们时，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西夏石窟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和经卷，其中就有一本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维摩诘所说经》（以下简称“维经”）下集。
　　《维经》下集经折装，共54面，面高28厘米，宽12厘米，面7行，每行17字，个别行有18字或19字。经名后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这是西夏仁宗嵬名仁孝皇帝的遵号。《维摩诘所说经》下集共有四品：香集佛品第十、菩萨业品第十一、见阿佛品第十二、法供养品第十三。从第二行题款可知《维经》是西夏仁宗时的版本。另根据同时同地出土的还有乾定申年（1224年），乾定酉年（1225年），乾定戌年（1226年）的契约和记账单、罚打单等文物，再无发现以后的文物和记年。说明这本《维经》下集最迟不晚于西夏乾定年间，是国内发现最早的泥活字版本。
　　西夏人笃信佛教，他们需要大量的佛经，仅靠手抄难供需求，只有向宋王朝学习印刷术，从而来满足社会需要。在党项族建国的190年间，用本民族的文字翻译印刷了大量佛经，它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据西夏文献记载从元昊称帝之年起（1038年），西夏请回鹘高僧白法信等翻译佛经，甚至皇帝、皇太后亲自带头译经，到夏崇宗天祐民安元年至53年的时间里，前后经由32位高僧共译出佛经63帙、812部、3579卷，基本上完成了《大藏经》的选译工作，时间之快，数量之大，史所罕见。在仁宗仁孝时期，无论从所印佛经数量之多，佛事活动内容之丰富，作法会的规模之大，都堪称鼎盛。在一次大法会上，施西夏文、汉文经卷多达20万卷。这样多的经卷，靠雕版印刷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宋人毕昇发明的先进技术——泥活字印刷术来完成。
　　李元昊建国不久，正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泥活字之时，善于学习邻国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的党项人，首先向宋朝学得了泥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大数量的佛经印刷。到一百多年后的夏仁宗嵬名仁孝时期，泥活字印刷术已发展到最熟练、最成功的阶段。这时期所印经卷最多。因此遗存下来的也不少，《维经》下集就是其中之一。
　　从以上可以看出，毕昇发明泥活字并非韩国人所言是一种思想，也并非束之高阁没有使用。
　　我国的有些专家学者，一谈到有人对泥活字持怀疑态度，也是最为头痛的事。认为泥字、木字、金属字都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很难辨别。在印刷业版本学界泡了一辈子的张秀民先生说：“关于泥字、木字、铜字印本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这说明了鉴别早期各类活字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泥字与木、金属字有很大区别。有些专家学者他们所见到的是清人翟金生用先代技术，铸金属字的方法所铸之字，即胶泥范（铸）字。因而和木版字、金属铸的字印的版本区别不大。而毕昇发明的是“胶泥刻字”，是最原始的泥字，印出的版本自然有其不同之处。当然也有一般活字的特点：
　　1.经面印墨有轻有重，背透深淡不一，墨色浓淡不匀，不但反映在印本正面，印本背面更为明显。有的字肥大，字面略高，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呈黑白斑驳状，经背透印很清楚。有的字体略小，低于平面。背透清淡，甚至空缺。
　　2.标题字混乱，多处错排，如第十品之“品”（西夏文）字，误排成守护之“守”（西夏文）字。品与守只有一笔之差，看来是排字工疏忽造成的。
　　3.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不端，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或字体歪斜。雕版印刷不会出现此种现象。
　　4.由于字体歪斜大小不一，造成页面行格歪斜，竖不成行，横不成线，行距宽窄也极不规则，有的行宽一厘米，有的行宽仅三毫米。
　　5.行字间空格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大于一个字，有的不足一字，均因字大则格小，字小则格大。在雕版印刷中空格与字位相互对应。
　　6.《维经》每行平均印字17字，但有的行印18字或19字，这也是活字印刷的特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维经》不是雕版印刷，而是活字印刷。但不是木活字，也非金属活字，而是泥活字版本。
　　其一，大多数字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方不成方，角不成角，中间断折，半隐半现，或者笔画极为薄俏，即薄如钱唇，均因胶泥刻字所致。刻泥字是在一定湿度下分块雕刻，否则会因泥胎松脆而崩毁。所以有的字因刀刃挤占而向内，向外偏斜，形成不规则之方、角、多边形等。刀痕犹存，字形清晰，一目了然，用放大镜看，更为清楚。
　　其二，有的字有明显的掉边角、断画、剥落之痕迹。因在泥胎上刻好后入窑烧制，待陶化后取出方可使用。所以质坚而性脆，容易破碎损伤，要么上下残缺，要么左右笔画断折，或者四周剥落，仅剩中间部分，字呈圆形。尤其是交角与方框呈现不规则多边形。
　　其三，有的字边缘有流釉现象，形成蜡泪状，印出的字模糊一片。皆因入火后温度过高熔化，造成流釉，使字体笔画变形，漫漶斑驳，印出的字结墨成块，如在木板上刻则不会有这种现象。
　　其四，从印刷特点来看，压痕明显。因陶字坚硬，积墨厚重处压痕更深更显，边缘纸陡起，并有粘纸拉毛现象。有的字压痕呈刀棱形，字体皱皴，更清楚地看出为硬物所致，非木版印刷。
　　其五，还有的字笔画边缘积墨厚重，中间清淡，均因陶字吸水，中心部分失水较快，边缘积墨多，不易渗失，印刷后则形成中间浅淡，边缘厚重。
　　其六，泥字印刷气眼较多，皱泥皴明显，因在胶泥上刻字含水分较多，经火烧失水，留有无数细微空间，水清墨淡印出的字气眼显而繁密，油印较少。
　　其七，上下边栏线断断续续空缺不少。有的地方歪歪扭扭粗细不一，有的宽达8毫米，有的细至消失。
　　其八，上下边栏线之间的宽距也不一样，有的宽23厘米，有的宽21.5厘米。则因随字的大小边栏线内收、外扩。行字大边栏线外扩，行字小边栏线内收。这也是因泥字烧造定形无法改变其大小之特征。温度高，收缩大则字小，温度低，收缩小则字大。因此有的一行多达18字，甚至19字。
　　其九，从雕刻顺序看，一般先用刀者边缘参差，后用刀者清晰端直，横竖交叉处更清楚。
　　从上述可以看出，《维经》下集是泥字版本，而不是木活字、金属活字版本，更不是雕版印刷品。
　　

三

　　拙文《武威发现西夏文泥活字版本》《武威发现最早的西夏文泥活字版本》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版本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于1998年3月31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鉴定，一部分同志认为是泥活字版本，而部分同志说，他们未见过泥活字及其版本，无法定论。还有的认为只有粗笨颓钝者是泥活字，尖细锋利者则是木、金属活字。因未通知笔者参加此次会议，不能陈述为泥活字版本的道理，会议以12世纪的“活字版本”为论定。
　　泥活字从发明到现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发明为以后的木活字、金属活字及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积累了丰富的印刷资料，但国内只有印章、拓印、雕版、木活字、金属活字版本，唯独没有泥活字及其版本。其主要原因是泥字不好保存，再加泥版后来被木版、金属活字版所替代，所用时间短，保存下来的少，又因历代战乱毁坏严重，遗存者更少。同时泥版与木、金属版均为凸版印刷，从雕刻到印书工序基本相同，所印出的书籍也相类似，所以颇难区别。
　　为此北大宿白先生、中国社科院史金波先生、宁夏考古所牛达生先生建议我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亲口尝尝，亲手制作上几十个泥字进行对比，是与否就可迎刃而解了。根据他们的建议，为了验证《维经》是不是泥活字版本，我便开始了“吃梨子”的工作。再者，笔者从小喜爱书画、刻章。在胶泥上刻字那是小时候学刻印章时早已玩过的小把戏，不存在问题。辨认出《维经》是泥活字版本也与其有关。于是1986年11月到2000年1月，根据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原理，我便开始了实践工作。从选材、用料、炼泥、制作经三年实践，研制泥活字三千多个，并用这些字印刷出了《维经》新版本。从我研制过程及结果看西夏文《维经》确确实实是泥活字版本，绝不是木活字和其他金属活字版本。实验结论如下：
　　第一，首先从木字与泥字的制作原料与工序来看，木字是以木材为原料，选用上等的细纤维的木料做成板材，然后根据所用字的大小，在木板上设格、反写、阳刻，即为凸版。刻成后，用小锯一个个锼开，则为印刷用的字丁，大小基本一致。
　　泥活字，则用上等胶泥为原料，经水泡化、搅拌、沉淀，选用上层细泥，和匀发酵数日（如同发行面）后，经砸、压先做成大泥丁、装袋备用。有时以字大小、高低尺寸制出标准字丁（用压打模制都可以），然后单丁反写阳刻，刻好后“火烧令坚”，即为陶字。字丁虽做得大小一样，但经火烧后，火候高者收缩大，则字小，火候低者收缩小，则字大。所以，陶字，火候高低不同，制出的字大小不同。就《维经》来说，有的字大13毫米~15毫米，有的则小7毫米~8毫米。其雕版则没有这样大的差距。
　　第二，从新制泥字的笔画来看，和原《维经》版本有共同之处，有的字笔画尖细锋利(即薄如钱唇），有的则相反，笔画粗笨颓钝，边缘参差不齐，皆因胶泥上刻字，泥质潮湿而又松软，刀刃越薄越锋利，刻出的字则笔画尖细，即“薄如钱唇”。刀刃厚钝，刻出的字则颓钝粗笨，并有锯齿状，有的成直截面，印出的字则齐截无笔锋。
　　第三，刻好后，未经火烧最怕挤压、碰撞、跌摔、摩擦。否则，字体变形，损边掉角，缺头少尾，笔画断折，边缘剥落，漫漶颓钝。火烧后，脆而坚硬，也有同样之缺点。用的次数越多，损边掉角，笔画断折，漫漶模糊现象越严重。
　　第四，我在前面已说过，用胶泥刻字必定有一定的湿度，雕刻时，随笔画变化剔刻。笔画交叉处不能一刀贯通，只能一块，一角一画分刀挑剔，再加刀刃挤占，自然形成滞、节、折、错位、粗细不同，角不成角，方不成方，横竖不连贯之特点。若一刀通过，泥胎受伤，笔画分离，再经火烧，字体收缩龟裂，已不成形，不能使用，单笔独画可一刀通过，有时因刀挤占，会形成两头变形，中间细而弯曲的弧线，给人一种柔软流动之感。《维经》中多见之。
　　第五，在烧制过程中发现，有的字因温度过高，出现流釉现象，印出的字带有蜡泪状，有的如同发面，变大变圆，内空，没有字丁形状。干脆不能用。有的稍有歪曲，字变形不厉害，印出的字却不规则。这些现象在其他活字中是没有的。
　　第六，通过实践验证发现，泥字印刷品皱泥皴确实很明显。因胶泥经刀削、压平、磨光刻字，均会形成微小的皱纹，水分越少，皱更显。木版、金属版印刷不会有这种现象。
　　第七，从新印版本可看出，泥字印刷品在未印之前字丁气眼很多，吸水极强。必须用清水泡透，方可上墨印刷。印出的页面还是气眼很多，经多次反复印刷才可减少气眼。泥质越粗、越差，气眼越多。木、金属材料不会有这种现象。
　　第八，从整体结构看，《维经》的字体有的横粗竖细，有的则横细竖粗；有的字体修长，有的则扁宽；有的方正，还有歪斜，这都因单丁独刻、刻工人多有关。因刻工水平不同，字体复杂，刻出的字也各异。同时也说明《维经》是最原始的“胶泥刻字”，而非“胶泥铸字”。
　　第九，从原版本《维经》与新版本比较来看，竖、横行距相差都悬殊，有的两字间相差8毫米，有的则相互连接，甚至挤压紧靠。究其原因，字丁大、字小，则间距大。字丁小或与字同大，则间距小或紧靠挤压。
　　第十，从新旧版本印墨来看都有吸墨轻重不同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泥字烧制火候高低不同，烧出的字硬度大小不一，硬度大，气眼小，吸墨弱，印出的字厚重；硬度小，气眼多，吸墨大，印出的字轻（清）淡。还有的边缘积墨厚重，印出的字中间清淡，边缘墨色较重或有晕散现象。
　　第十一，《维经》是泥活字版本，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与环境基础造就了泥活字的产生与发展。当时正处在12世纪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鼎盛时期，木活字尚处于酝酿阶段。非常重视发展民族文化的西夏王朝，又注重吸取中原文化，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印刷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字典、历史实录、兵书律令、天文、历法、医药等经典。特别到西夏仁宗仁孝时期，设立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设科取士，佛学之盛，远远胜于中原地区。在建国初的50多年中，先后六次向宋王朝赎买《大藏经》数十万卷，自己刻印的佛经数量之大也是惊人的。仅皇族进行佛事活动，刻印的经动辄达数万卷，散施臣民。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宗为皇太后周忌印番汉佛经达2万卷之多。乾隆十六年（1185年），在一次大法会上，施佛经达20万卷。如此巨大的需求量，靠手工抄写、雕版印刷是难以满足的，必然要引进更为先进的泥活字印刷术。再加上夏仁宗与宋王的关系十分友好。天时、地理、人和都有利于西夏泥活字的产生与发展。
　　

四

　　从上述可以看出，西夏文《维经》（下集）是泥活字版本确真无疑。同时还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泥活字是可以印刷的，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且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事隔一百多年后的西夏仁宗时（1141—1194）还在使用泥活字印刷经文。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明证，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