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民 兰州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曾任酒泉地委副秘书长，敦煌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交通运输部纪检组长，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著有《胡适哲学思想研究》《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价值的研究》《杨利民随笔集》等。

　　陈世勇校长是值得尊敬的爱国者、革命者、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走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郭沫若语）的抗战历史。复员后，他在兰州大学上学，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义无反顾地投身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军管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把他调到正在初创的、仅仅三班学生、地处天水乡村的一所初级中学，他立即举家离开繁华的省城，在马跑泉镇一干就是七年，把学校办成六年制完全中学，成为天水名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他被选调到省属重点中学兰州一中，继而又在同样是省重点的酒泉中学，还有酒泉师范……每一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一

　　说陈校长在酒泉中学的岁月，就不能不说他主导的那场教育教学改革。时间长河，足以澄清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事事物物。我的同班同学张衡洲给我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文革”中，陈校长的教改被彻底抹黑，有个同学因此与校长势不两立。50年后，那个同学感慨：“回头再看，陈校长真正是目光远大，忠于理想，为学生负责的教育家！”话说的还是那场教改。
　　陈校长的教改给酒泉中学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学校教风和学风由此进入“文革”前最好的一段时期。学生个性得到尊重，特长发挥有了平台，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勤学苦读蔚然成风。同学们天不亮就在路灯下朗读外语、背古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学生的变化，触动了许多学生家长，社会上盛传来了个好校长，把孩子交给这样的校长有指望。
　　为了以点带面推进教改，陈校长亲自兼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是校长选的学习委员，我看教改，因此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个视角。有时，校长会把一些想法先和我谈谈，再通过我给同学们做些理解认识教改的工作。一天下午上自习时，校长把我叫到教室东边的白杨树下，一边练双杠，一边和我谈如何“一对一”地帮助滞后同学，促进班集体学习整体提高。那天我俩都说了不少，他的有些话，实际已超越了我们谈论的具体内容，表达着他的育才理念和教育思想。
　　看着校长在双杠上从容地支撑、摆动、腾跃，声音不变气不喘地言说他的教改理想，我想起一个词——举重若轻。
　　

二

　　我以为，陈校长提出“放”字当头，首先是着力解惑，解空头政治之大惑，从而引导一大批师生走出认识误区，推动学校教书育人环境艰难地改进。为什么艰难？正如我的同班同学李自仁分析的，陈校长的教改是与当时政治形势逆向而动的，本质上是对横行的极“左”思潮的一种反驳。而这些，已为校长以后挨整埋下了伏笔。
　　我还有个体会，陈校长无论给我们讲什么教材，深层次是宣传他的个性化主张——“敢”字为先，这就有了传道意味。比如，他讲郭小川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记中国乒乓球队》，就绕开“打球主要是打思想”的时髦主题，把重点放在“敢于拼搏，敢于胜利，敢于走自己的路”，要求我们向乒乓健儿学习，苦练过硬本领，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为自己成长开路。他要我们每人竖起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勇敢攀缘百折不挠。校长指出，唯一的路径是学习、是读书，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在成分、家庭出身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之时，他反复讲这些“不合时宜”的道理，鼓起了多少人的信心！
　　陈校长教改的成效，还体现在授业。教改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授业水平整体提高。他注重改善师生关系，加强了师生互动，解决了授受梗阻，理顺了文化知识传承途径。在他的领导下，教师苦练过硬本领，学生争做过硬作业，成为校园的两道靓丽风景。校长培养青年教师决心大，力度更大，他破格使用二十出头的年轻教师，引起酒泉教育界的轰动，也引来一片窃窃私语：走得太快、太远，怕是不好收场……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落地，使得师生双赢，就是说学生受益，教师也受益。改革开放以后，陈校长治校时期倚重的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名校领导、教学骨干和地方文艺创作、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三

　　陈校长的教改使师生关系由僵硬变活跃，有些老师对学生不再颐指气使，学生对老师不再唯唯诺诺，许多人（包括陈校长和我们）从此谊兼师友，这份珍贵的精神营养，50年来一直滋润着双方。
　　教改也触动了思想保守无所作为者的利益，触动了极左者的神经，遭到校内外（包括领导层）集群反对。有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出手扼杀教改；有些人以踊跃批判教改的姿态，向当权者投靠，谋取一己私利。“文革”开始，陈校长第一个遭冲击，持续受迫害。因为他始终不向邪恶低头，不向施暴者求饶，绝不依照办案者的要求糟践自己，诬指别人。所以，曾任酒泉地委书记的马汝贵赞扬道：“陈世勇是酒泉第一硬骨头！”
　 

四

　　“疾风知劲草。”“文革”过后，许多人认识了陈校长的处世为人，人们对陈校长更加了解，更加敬重。
　　“文革”刚开始，校长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看到兰州的运动形势，他给夫人余老师写信：“要有精神准备，经得起千万张大字报的轰击。”回到学校，果然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给张衡洲和李自仁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什么可怕的。”还吟诵苏轼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以示心境。
　　经过“文革”，陈校长说自己是“癃残顽鄙，不死幸甚”。刚走出政治阴影那段时期，同学们去看校长，他还是入木三分的谈吐，还是不怒自威的气势，哪里像是在磨难屈辱中挣扎了多年的人啊！蓦然回首，感慨良多：
　　——陈校长眼光长远非常人所及。他和我的同班同学周谦仁都关在牛棚里，挨打挨斗朝不保夕之时，他还给周谦仁提出，要吃、要睡，要保住身体不能垮了！要准备着将来做大学问，干大事业。
　　——陈校长胸怀宽阔亦难能可贵。他兼我们班主任时，对于敢于和他争辩的学生，由衷喜欢，多加提携。对于“文革”中误入歧途、伤害过自己的学生，他秉持宽容，不计前嫌。
　 

五

　　很多年前，一连几个寒冷的夜晚，在赵叔铭（作家，曾任酒泉地区文联主席，《阳关》杂志主编）老师的陋室，我俩围着小火炉喝茶吸烟，反思陈校长的教改，回顾那段往事，既温暖又沉重，既亲切又苍茫：陈校长主导教育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陈校长的教改仅仅进行了五个多月就被封杀，但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一生。
　　“文革”前对陈校长的严厉批判，“文革”中他遭受的深度迫害，一方面摧残着他的心身，一方面反而助推了他的“正能量”的扩散，形成了他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以我在甘肃省委任职期间的了解，陈校长不仅在酒泉、在兰州、在天水的教育界有特殊的影响，在全省都有影响。陈校长执教几十年，可以说陇原大地遍布贤者弟子，声名远播京华。陈校长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学生如我辈永远的爱戴。
　 

六

　　前两天，我去看望91岁高龄的陈校长，老人听力已明显衰退，“文革”中他的耳朵被打残。我们谈话有时不得不借助纸笔。越是久远的事，校长反而记忆更清晰，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询问和关心，都使我感到温暖。
　　50年前，陈校长经常表扬我的大楷。这次我给陈校长又交了一张“作业”：“峥嵘岁月风雨人生，阳光品格红烛精神”。
　　临出门，陈新民给了我这本书的清样。回到住处，我边看边想，这不正是大家和陈校长的笔谈吗？
　　这本书以“弟子说”为主，其中收录的文稿、访谈录和信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陈校长教育生涯的光彩片段和艰难步履，表达着弟子们对陈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每一个作者都记叙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讲述人都述说着他或她心目中的陈校长。我注意到，有几位不约而同地谈道：要是多有一些陈校长，会不会有“钱学森之问”？
　　作者和讲述人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我的中学校友，有我在敦煌、在酒泉、在甘肃的同事。打开书，仿佛面对熟悉的面容，倾听亲切的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说我们的陈校长。
　　当然，编辑出版本书不仅是为了大家的书面交流，也不仅仅是为促成弟子和校长的笔谈，更重要的是，在融合几代学子集体记忆的同时，又以个性化的视角，回顾审视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因而，这本纪实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此前，编者陈新民已有同一主题的作品面世。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韩小蕙点评2014年中国散文创作趋势时写道：“并不是说‘华美’才是散文语言的圣地，‘质朴’同样能绽放出散文的国色天香……陈新民的长篇散文《父亲和他的学生》几乎是以大白话记述了他父亲的中学教师生涯，还有他教出的一个个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学生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天似已看不到？但看不到不等于从来就没有，不等于不应再朝这个高峰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升华，去重新找回教育的真谛和教育的崇高。”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