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大祥甘肃武威人。曾任武威市博物馆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兼任甘肃省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历史学会及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在国家级、省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考古研究论文百余篇。著有《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历史文化丛书》《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等。曾获甘肃省钱币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009年获国家文物局文物工作30年荣誉奖、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碑刻不仅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承载着大量的文字信息。保存至今的古代碑刻或墓志具有与古代典籍同样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甘肃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现存境内的大量碑刻的内容记载中可以展示和反映出来。甘肃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创建了甘肃历史上以友好合作为主流的民族团结局面，形成了包含有多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与文物。遍布在陇原大地的多种民族文字碑刻就是其中之一，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各民族的历史与相互关系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保存下来的多种民族语言文字，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民族关系、文化交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西夏碑

　　为清嘉庆九年（1804年），全国著名学者张澍先生在凉州大云寺内被砖尘封几百年的一座古碑亭中发现。当时文字无法辨认，但碑的阳面为汉文，碑额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文共26行，满行76字。张澍先生见末尾有落款，“天祐民安”为西夏年号，遂判定此碑文为西夏文，因此，人们以后称之为西夏碑。西夏文碑额译文“敕感通塔之碑铭”，碑文保存基本完整，共28行，满行65字。碑额呈半圆形，前后两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翩翩起舞，动作优美，吸收了敦煌飞天的艺术特点。碑身两边上刻忍冬纹。此碑1934年移置武威民众教育馆（武威文庙），现陈列在武威市西夏博物馆。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羌为首共同创建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建国190年（1038—1227），开国皇帝元昊，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建国大业，定国都于宁夏银川。在创建国家的同时，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便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了自己国家流通的语言文字，即西夏文。西夏文的书体形成和汉字一样，有真、草、隶、篆。西夏碑额用西夏文篆体书写，是现存西夏文篆书的唯一实物资料。碑文内容由西夏文楷书字书写，共1800多字。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文自西夏灭亡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自19世纪末开始被重新认识以后，西夏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随着大批西夏文资料的出土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夏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学术界虽对西夏文及文献曾有过研究和介绍，但直到今天为止，史学界一些专家还把这种文字及文献的研究称之为“一门绝学”。
　　西夏碑是西夏崇宗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碑文主要篇幅记录了当时重修凉州感通塔的缘起、数次显灵和经过。因为它内容所涉颇广，关系到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史实，所以为国内外专家所珍视。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两面碑文，两者内容虽然大体相同，但西夏文部分另具特色，所以对此碑的西夏文翻译，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自碑文拓片传世以来，法国人德维利亚于1898年也考定碑文为西夏文，到1908年我国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遗址发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后，才知道它的构造、文字和字义。首先把西夏文译成汉文的是罗福成，他在1923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上，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西夏文以及他把西夏文译成的汉文。1964年日本西田龙雄在其所著的《西夏语之研究》（上卷）中，重新翻译碑上之西夏文，补充校正罗氏译文多处。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通过核对此碑的几种拓本，并核定原碑，经过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在《西北史地》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西夏文中的一些较为重要之处作了重新译证，使译释碑文更准确、更全面。西夏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西夏文字研究上，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帝后尊号、纪年、官制以及当时民族关系、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黑水河桥敕令碑

　　黑水河桥敕令碑是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立于甘州（今张掖市）的石碑，现保存在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碑为圆顶形，高1.15米，宽0.7米，碑座是上下两层仰覆莲座。两面刻铭，一面刻汉文楷书13行，每行30字，文字清晰，碑额未刻字，但两侧各有一身线刻飞天，衣交领大袖衫，无飘带，屈腿，拱手做供养状。四周云气缭绕。碑铭和碑额四周刻饰缠枝花纹图案，另一面刻藏文楷书21列，半数以上漫漶不清。碑额线刻佛像两尊，纹饰同上。
　　碑铭汉文和藏文内容已有陈炳应和王尧先生做过考释，基本一致。全文说的是张掖黑水河桥的修建和希望神灵祐助。修桥者“贤萨觉圣光菩萨”，据《甘州府志》卷十一“仙释”说，“汉仙姑，张掖河北人，修道合黎山，见黑河漫溢誓愿建桥，以济居民。后霍嫖姚西征，迫于虏，抵黑水，遇浮桥迳渡。追者至，俱陷，见仙姑空中”。可见此桥始建于汉代初年，是女道姑主持修建的。这通碑刻有明确记年——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刻的是西夏仁宗皇帝的敕令，涉及的问题又比较多，相当重要，所以碑刻极为珍贵，其主要价值在于：
　　其一，它表明当时甘州生活着不少藏族民众。此碑一面刻汉文，另一面刻藏文，这就必然引起人们的思考，为什么西夏王国立的碑，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呢？显然也应该用甘州住有好多藏族民众来解释，表明当时甘州及河西一带生活着不少藏族民众。
　　其二，碑铭中记载了西夏皇帝的出巡。西夏皇帝是否出巡过？史籍记载极为罕见，只知元昊到西凉府祀神的记载。而此碑铭说，到西夏仁宗不止一次出巡河西地区，为水灾、交通似祈祷，可补史书之缺。碑铭还告诉我们：黑水河水患比较严重，而它对这个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至关重要，引起西夏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对于研究西夏的水利交通也是珍贵资料。
　　其三，碑铭中记载了西夏对多神的崇拜。党项人原来处于人类社会的童年，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神灵，人和大自然一切祸福都是由这些神灵主宰着，因而产生了对多神的崇拜。首先是祭拜至高无上的天神，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自称是“青天子”，筑坛祈天后才受册即皇帝位，以表明帝位授之于天。其次是祭拜各种鬼神。据记载，党项人“笃信祭鬼”。说神主善、鬼主恶。神，泛指天神地祗是守护者，有天神、地神、大神、风神、女锕神、飞神、富神、战神、护羊神、天一贵神、山神、水神、龙神、树神等。
　　此外，碑铭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建置、官职名称以及历史地理学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六字真言碑

　　六字真言碑保存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内，略残。碑高75厘米，宽57厘米。上额横刻汉文“莫高窟“三字，碑心线刻四臂观音坐像，观音像上方刻梵文、藏文各一横行，右边刻汉文、西夏文各一行，左边刻八思巴文、回鹘文各一行。虽然只有六个字：“唵嘛呢叭咪哞”，但是用汉、藏、西夏、蒙、回鹘、梵文等六种文字刻制，很有价值。六字真言的两侧和下方，分别是功德主、官员、僧人的题名，立碑的时间和石匠、尼姑名字等。此碑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十五日，是当时镇守沙州的速来蛮西宁王（成吉思汗儿子拖雷的八世孙）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布施刊刻的，距今600多年。虽然内容简单，但意义重大，既说明元朝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的程度，又说明元代时期多种文字并行，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甘肃的重要经济走廊，也是著名的文化走廊。这里曾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11世纪至13世纪初为西夏统治，长达200余年。1227年蒙古灭西夏和1234年灭金国以后，窝阔台将原西夏的辖区以及现今甘肃、青海部分藏族地区划为阔端的封地。当时阔端宫室于凉州（今武威永昌镇），成为西凉王，驻扎在凉州，其后为永昌路所在地，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在永昌筑起新城王宫。同时，新疆畏吾尔族高昌国的国王纽林的斤的先祖归降元太祖，其国王和他的部落又跟随武功赫赫的窝阔台南征北战，辗转到西凉州，也驻扎下来。此外，这里又曾是吐蕃王朝的重镇，一向为吐蕃边将节度驻守之地，著名的萨迦派首领萨班在凉州讲经说法。因此，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是一个民族文化融合相处的地方。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地方文化。从这块碑上就可以领略体验到河西走廊博大浑厚而风格独具的多种历史文化。
　　梵文是古印度文字。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梵文逐步传入中国。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藏文是中国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回鹘（今维吾尔族）文是回鹘人用粟特文字母创制的文字。蒙古文是成吉思汗灭了乃蛮以后，让畏兀尔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尔文书写蒙古语。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很想创造一种新的文字作为全国统一的官方文字，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公元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正式公布使用八思巴文。六字真言碑虽然只有六颗字，但是它用多种民族文字刻成，反映了元代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文化并存的地方。它的发现反映了河西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特色。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简称高昌王碑，位于甘肃武威市城北13千米的永昌镇石碑沟村。碑现仅存残碑首及碑身中段。碑身残高1.82米，宽1.73米，厚0.47米；碑正面为汉文，36行，行残存41字；背面为回鹘文。于1934年武威人贾坛、唐发科移到县民众教育馆（即今武威文庙）保存。碑首刻蟠螭，残高1.3米，宽1.8米，厚0.52米，于1964年省博物馆从永昌镇石碑村发掘出土，移至文庙。碑石的创立年代，史学界曾有争议，一说为至顺三年（1332年），一说为元统二年（1334年）。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先生在《考古学报》4期发表了《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一文，他根据回鹘文考证，立碑时间应为元顺帝
　　元统二年。碑文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元代大书法家、礼部尚书巙巙奉敕书，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篆额。碑文内容是研究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历来为史学家所珍视援引。
　　此碑文详细记载了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畏吾儿王室入属元朝后，因海都、都哇东侵逐次移居永昌（今武威永昌镇），与元朝皇室世为联姻之事。
　　据碑文所记，贴睦儿补花，篯吉所尚公主都是阔端的孙女，即诸王只必贴睦儿或其兄弟行之女，故纽林的斤以“北方军”势盛，“遂留永昌”，后“葬于永昌”。碑文对研究元史，元朝时期畏吾儿王室与蒙元皇室的联姻关系以及阔端一系镇抚河西，维系西部与西南诸族安宁边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碑的汉文端厚雄浑，回鹘文流畅自如，是研究元代文学、语言文字、书法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2013年高昌王墓葬及碑刻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保存在甘肃酒泉市博物馆。此碑原来为一块碑。明初切割为两块，镶嵌在酒泉城东门两边。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此地，被考古学家向达等发现，开始引起重视。此碑共计两块，一为汉文，一为回鹘文，内容相同。汉文大部分保存完好，可以辨读；回鹘文风化严重，许多字已经剥落，无法辨认。回鹘文碑高2.26米，宽0.91米；碑正面阴刻汉文，背面为回鹘文。碑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
　　从9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回鹘文在今新疆、甘肃和中亚、东欧的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广泛使用。后来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被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哈台文所取代。但在钦察汗国和吐鲁番等地一直使用到15世纪。在甘肃酒泉裕固族地区甚至发现有17世纪抄写的回鹘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而且后来蒙古族传制的回鹘式蒙古文，满族传制的满文都是仿照回鹘文传制的，足见回鹘文的作用和影响之大。
　　其碑文内容记叙了西夏遗民举立沙家族几代人，在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的举动和在整个元代时期的活动。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围困肃州，久攻不下。城内畏兀氏族大户举立沙，偷开城门，将肃州献给了蒙古军。又帮助蒙古军剿灭西夏，以致战死。成吉思汗封举立沙的儿子阿沙为肃州路达鲁花赤，而且作为世袭。这些记载多是史籍缺载，或与史籍记载不同的，对史籍有补正的作用，因此显得极为珍贵。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

　　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简称西宁王碑，位于甘肃武威市城北13千米的永昌镇石碑沟村。全碑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通高5.8米。碑座为龟趺，制作十分精致，高1.4米，长2.4米，宽1.6米；碑身高2.8米，宽1.5米，厚0.4米；碑首高1.6米，宽1.6米，厚0.45米。碑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2年）。碑首刻蟠螭，为元大都府学陈敬伯篆额“大元敕赐西宁王碑”。正面碑文为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危素撰文。全文共32行，满行63字，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蒙文，是甘肃乃至全国保存最大而又完整的汉、蒙文字碑刻。其内容主要记载：忻都公之子栾为元朝中书平章政事，其父亲忻都公及其先辈，对元朝建立过卓著功勋，有功于元室，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危素承皇帝诏令：“铭其先茔神道之碑”。碑文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四年（1209年），回鹘王巴而术阿亦都护举国归属元朝后，西宁王世为北庭名族，自立为国，又称臣于元朝。并随元政权从征西方，大有勋，劳于元室，忻都公之父亦都护离开他的政治中心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带全家归属元朝时，跋涉险阻，行至永昌（今武威永昌镇），看到这里土地沃饶，年年丰收，以为乐土，便定居下来，休养生息，因此地繁荣昌盛，故名“永昌”。
　　西宁王碑中对幹栾之父忻都公生平事迹的表述更为详尽，忻都公于至顺三年正月卒，享年60岁，死后追封为西宁王，“葬永昌之在城里”，西宁王碑就立在他的墓地。西宁王碑对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回鹘族的起源流派，汉、蒙、回鹘族的关系以及元代文学、书法、雕刻艺术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历史见证，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2013年西宁王的墓葬及碑刻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海寺碑

　　镇海寺碑，即镇海寺蒙文碑，也叫八思巴文碑，现存于甘肃省泾川县。碑高1.85米，宽0.86米。碑阳上半部分正文为八思巴文，下半部分为汉文题记；碑阴刻汉文。用八思巴文刻的碑文很少见，泾川县有这样一块碑，无疑极为珍贵。
　　八思巴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位伟大的藏族政治家、杰出的历史人物、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1244年，应驻扎在凉州的西凉王蒙古皇子阔端尊父皇窝阔台汗的邀请，10岁的八思巴随同63岁高龄的伯父，即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年仅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从西藏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饱尝风雪以及各种困难和艰辛，来到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完成了西藏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之后，有感于蒙古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不便传播佛教，曾打算创造一种蒙古文。萨班在凉州与畏吾尔僧人有接触，对蒙古人用的畏兀字拼写蒙语情况有了了解，学习和钻研梵文经典时了解掌握了一些印度语言文字知识，因此对当时使用的维吾尔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做过一些改进。在萨班的影响下，八思巴幼小的心灵中就产生了创造蒙古文字的美好愿望。在忽必烈即位之前曾用汉族儒士掌管过书记，忽必烈即位之后，祖述变通，参用汉法，建立各项制度，更深感创制蒙古文字的需要。就把造字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八思巴。他奉命创造了这种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下令作为国字正式颁布施行，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也译过一些文籍，以后逐渐废弃。
　　泾川八思巴文碑，就是用八思巴文书写的一通碑。其主要内容说的是对寺院的保护。此碑在清代碑不见著录。光绪时，叶世昌在其《缘督庐日记抄》里提及此碑。1938年张维编《陇右金石录》收录此碑，并摹写了全部八思巴字蒙古语的碑文。1996年出版的《泾川县志》在附录中有《镇海寺蒙文（八思巴文）碑译文》，但多有不确。蔡美彪的《泾川水泉寺碑译释》（《元史论丛》第三辑）有旁译和拟所谓元代白话直译体译文，属专业性质，普通读者不易理解。西北民族大学教授郝苏民先生对碑文内容做过详细的翻译和深入研究。八思巴文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颁布使用，以后废弃，逐渐被人们遗忘，保存下来的碑刻和文献资料很少。因此，甘肃省泾川县保存的这一八思巴文碑刻，无疑是研究这一时期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实物资料。碑下段的汉文，记载了建造者的姓名、官职，对研究元代佛教和语言文字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