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栋1970年3月生于甘肃兰州，历任排长、指导员、干事、主任、处长、副部长，现供职于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大校军衔。幼承家学，诗书画印兼涉。书画、篆刻和文章等多次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甘肃文史》等报刊发表，编著有《柳舜如书画集》。

　　中国葫芦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兰州刻葫芦是中国葫芦艺术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其以针和刀代笔，以葫芦为纸，运用微刻技艺创作传神图案，刻工精细绝妙，融中国诗书画印和雕刻技艺于一体，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绝技，被誉为“行针走刀的艺术”，独步中国工艺美术和中国文玩界，成为世人所重的文化品牌，是展示兰州形象的一张金色名片。
　　

兰州刻葫芦的历史沿革

　　葫芦在中国的种植时间相当久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有种植葫芦的证据。《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从整地、选种、下种育苗、打尖到收获、贮藏、利用等种植葫芦的知识，与当今兰州人种植葫芦的方法一模一样。
　　8000多年前，大地湾的先民就开始制作葫芦状的陶器，6000年前的马家窑人已经能熟练地制造出精美的葫芦瓶了。也许从陶器时代开始，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心目中，葫芦的地位就不一般。这种特殊的情感促生了独具特色的工艺美术明珠——兰州刻葫芦。
　　兰州雕刻葫芦始自何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始自魏晋，但认同者不多；二是始自光绪年间，这是主流的观点。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来看，兰州刻葫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跨度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首度兴盛（从魏晋至清道光初期）
　　自张骞凿通丝绸之路之后，兰州就成为重要的商埠。在北魏时期，有胡商从西域带来巨型葫芦用于盛水，有兰州工匠在葫芦上刻简单的图案和文字出售。
　　公元1003年，西夏李继迁攻陷兰州，缴获大量金城守军的物资，其中有很多刻着姓名和番号的用于盛水的葫芦，说明当时兰州刻葫芦在社会各阶层十分盛行。
　　浙江宁波人周齐曾，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字唯一，清顺治三年后出家为僧，人称囊云大师。他曾在金城葫芦万处学艺，刻葫芦画山水，超脱畦径，槎枒突兀，孤峭绝人。这个“葫芦万”是目前已知的兰州刻葫芦史上第一位被文字记载的刻葫芦艺人，而囊云大师则是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传承兰州刻葫芦技艺的文人。正是因为文人与艺术家的共同参与，兰州刻葫芦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工艺和规矩，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品了。《明画录》记载囊云大师有孤品《葫芦雕刻婴戏图》传世，另有后人仿刻的囊云大师的《罗汉图》存世，这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雕刻葫芦传世作品。
　　上述史实足以说明，至少在明朝时期，兰州雕刻葫芦就已作为独立的艺术品种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和文玩的历史。清朝初期，葫芦器由民间传入宫中。相关文献中与兰州刻葫芦有关的记载是，道光年间被放出宫的清宫太监梁九公，人称“梁葫芦”，居京城，以种葫芦为业，在葫芦上刻镂山水花鸟，细如毫发，有的镶嵌象牙、紫檀为盖，空隙处刻有“梁九公制”小方印，为京师所重。梁九公的手艺是金城胡鼎和所传。在中国刻葫芦行当中，梁九公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刻镂”表明葫芦是镂空的，工艺为雕刻；“细如毫发”表明图案是针刻的；“配盖、刻印”的装饰工艺，说明其文人品味渐浓。据此可知，道光时期，兰州雕刻葫芦已经形成了最初的规范和模式。
　　第二阶段，衰退空白（清道光中期至光绪初期）
　　清道光中期后，随着清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衰落，加之国力衰竭、内外战乱、割地赔款等原因，刻葫芦这类雅玩不再受重视。这个阶段可考资料奇缺，应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王世襄著《中国葫芦》记载：“从清宫造办处记载各代所交葫芦器数量看，道光五年以后，交葫芦器次数和数量均大减。究竟何时完全终绝，一时恐难有定论。”这个阶段的兰州刻葫芦也随大清王朝的运势急剧衰退。道光中期之后，勒扎、烙画、押花、刀刻等葫芦制作工艺在民间相继问世，但咸丰、同治年间兰州刻葫芦的发展状况暂无资料可考。
　　第三阶段，再度繁盛（清光绪十八年至今）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前后，有位王裁缝（亦有人考证为王鸿平）在带皮的葫芦上用针刻画花草翎毛，供自己赏玩。民国初年，有民间艺人来银娃（另有崔家娃、王来银之说）和王鸿平（另有王鸿武、王鸿儒、马鸿武之说）在葫芦上粗略刻刀马人物、戏剧脸谱、山石花草并售之于市，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据此，世人普遍以光绪十八年为兰州雕刻葫芦的历史起点，初创人为“二王一来”。笔者认为，上述艺人的姓与名恐在口口相传中被混淆了，应以“二王一来”统称。
　　目前，被众多文献、媒体广泛引用的《皋兰县志》记载了兰州雕刻葫芦一说是不成立的。笔者委托兰州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地方史志专家邓明先生查阅了乾隆四十三年黄建中所纂《皋兰县志》、道光二十三年秦维岳等所纂《皋兰县续志》、光绪十八年张国常所纂《重修皋兰县志》、1949年王烜所纂《皋兰县新志初稿》四部书籍，均无兰州刻葫芦的记载。这是旧地方志轻视民间技艺的普遍现象，但兰州刻葫芦二次复兴始于清朝光绪年间或光绪十八年的大体时间点是成立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始”是建立在兰州刻葫芦在清光绪年间“二次复兴”后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创始”。兰州刻葫芦真正意义上的创始时间是在魏晋时期，这是兰州雕刻葫芦的历史起点。
　　从文字记载、口碑相传和存世作品来看，清末落魄秀才李文斋为兰州刻葫芦二次复兴时真正意义上的开山鼻祖、泰斗巨匠。他扭转了兰州刻葫芦的颓势，对兰州刻葫芦（尤其是微刻）的复兴与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
　　李文斋（1886年生，卒年约为1942年），字文卿，号子元、五泉山人，又号左写左画山人（以上字、号均有署名作品传世）。李文斋是光绪末年的秀才，曾做过短期的师爷，性格孤傲，从江南流落兰州，早期住洪门子太清宫旁（今兰州市解放门一带），继住桥门街（今兰州市西关什字至黄河铁桥一带），辛亥革命后迁至官驿背后的月牙桥（今兰州市白银路原国防宾馆一带）。他受兰州农民在南瓜上刻字销售的启发，在1905年（一说1920年，此说不足信）前后开始摸索在鸡蛋葫芦上刻字刻画，后因染上鸦片，家境贫寒，中年丧妻，便以刻葫芦谋生。由于李文斋具有国学、书画的扎实基础，便将此优势引入了刻葫芦中，以中国绘画白描的手法，将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配以诗文、印章、纹饰刻在鸡蛋葫芦上，加以配座装饰，使再次复兴的刻葫芦形成了图案精美、文字精细、刻工绝妙、富有文化气息的新风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标志。
　　1914年至1921年，张广建（安徽人）任甘肃督军，张氏喜好刻葫芦，对此大力提倡，使得兰州刻葫芦由民间跃入上流社会，成为官僚士绅阶层互相馈赠的文玩艺术品。1921年前后，兰州古董商将刻葫芦携至北京，引起京城玩家关注，刻葫芦遂流传于京津等地，声名远播，后销往国外，被称为“绝技”“妙品”，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有不少商人特来兰州向李文斋订货，一对微刻葫芦的价格由几串钱上升到银元一二十元。
　　1942年，时任兰州市警察局长的沈觐康要求李文斋及其徒弟在一个星期内（另说三个星期内）给他刻10对春宫葫芦，以馈赠“盟邦嘉宾”。
　　李文斋拒不从命。沈某恼羞成怒，便以抽大烟、刻春宫葫芦有伤风化的罪名，把李文斋关押进雷坛河沈家坡国民政府监狱（今伏龙坪加油站处）。李文斋因此死于狱中，死时50多岁（如按1942年去世算，为56岁，以往记载李文斋卒于1938年有误）。李文斋的徒弟王德山和王云山、独生女（嫁王云山）三人用一张席子将李文斋收殓埋葬在了华林山。一代巨匠就这样被强权扼杀，令人扼腕叹息。
　　李文斋虽然不是第一个在兰州城里刻葫芦的人，但他是真正使刻葫芦提高艺术档次，从而进入文玩之堂的奠基人物，是兰州雕刻葫芦史上的一座丰碑。李文斋开启了兰州微刻葫芦集绘画、书法、文学、工艺美术于一体的先河，大幅提升了兰州微刻葫芦的文人意趣和文化品味，确立了兰州微刻葫芦精微而绝妙的标准，奠定了兰州刻葫芦在内容与形式、风格与传统、工艺与技法等方面遵循的规范，是兰州刻葫芦二次复兴后的一代宗师，促使兰州刻葫芦成为誉满国内外的特种工艺品。
　　与李文斋齐名的另一位刻葫芦大家刘建斌则是鲜为人知的。刘建斌是陕西富平人，多才多艺，曾在甘肃省甘谷县银行供职，后在兰州见到李文斋的微刻葫芦，甚是喜欢，也就学刻起来。由于刘建斌自身书画、篆刻功底好，很快就得了窍，在刻葫芦上取得了成就，水平与李文斋不相伯仲。时人评价：“刘建斌的人物山水，高出文斋；落款题字，逊李一筹。”
　　刘建斌的出现，对李文斋的生计有很大影响，于是李文斋托人给刘建斌说情：“以后请少刻点，免得我没办法生活。”刘建斌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为了照顾李文斋的饭碗，竟然从此歇手不再刻葫芦，直至去世。所以后人只知李文斋，而鲜知还有一位曾与李文斋齐名的刘建斌。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讲，刘氏微刻葫芦应成一派，只可惜刘氏无传人，且传世作品极少。
　　在李文斋、刘建斌之后，其继承者为王德山、王云山、阮光宇、陈唯一、马耀良和阮文辉“六老”。王德山、王云山为师兄弟，是李文斋刻葫芦技艺的主要传承人。就兰州微刻葫芦的刻法来说，自李文斋、刘建斌之后，王德山的技艺最精、影响最大。王云山21岁时曾师从民国刻葫芦艺人王鸿儒学艺，继投师李文斋，成为李文斋的女婿，擅长默刻和微刻，技艺和功力不凡。阮光宇1938年从河北移居兰州后，在《西北日报》担任校对员之余，研究和发展李文斋微刻葫芦技艺，并将自己在诗书画印方面的特长引入这一民间艺术，其作品题材广泛，雕刻技艺日臻成熟。马耀良12岁时经堂兄引荐，师从李文斋学习刻葫芦，学成回临夏后，一直在临夏从事刻葫芦创作，培养艺徒，为临夏地区刻葫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唯一是兰州刻葫芦承前启后的人物，具有深厚的绘画和书法、篆刻功底，受王德山、王云山的影响，讲究画面的和谐饱满与雕刻技艺的精妙。他所刻葫芦书画皆精，针法细腻，以刀马人物见长，书法更是一绝。阮文辉自幼跟随父亲阮光宇学艺，20世纪50年代末子承父业，潜心钻研探索，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六老”继承先贤李文斋、刘建斌的德行技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刻葫芦的工艺和技法，是兰州刻葫芦艺术最好的传承者和发扬者，也是兰州刻葫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开拓者和中流砥柱，为将兰州雕刻葫芦推上时代高峰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兰州刻葫芦由民间艺人自发创作状态上升为组织行为，并走向繁荣。1953年，在兰州市政府合作局主导下，成立了兰州刻葫芦合作社，招来王德山、王云山、阮光宇、陈唯一等从事刻葫芦的研究、创作和培养艺徒工作。1954年，兰州刻葫芦合作社改为兰州市特种工艺美术社，转隶属兰州市管辖，后又调去骆石华、度北辰、郭绪祯、王家弟（王德山之子）一同研究开发兰州刻葫芦。1955年，兰州市特种工艺美术社以“爱”为题材创作的《朱熹爱竹》《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等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国宾，使兰州刻葫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度走出国门。1954年至1956年间，兰州市特种工艺美术社创作的刻葫芦有500件作为礼品赠送国宾和出国展览。陈唯一从西北人民艺术学校（今西安美术学院）图案系毕业后，1957年与王德山共同创作刻葫芦作品《长征万里图》，作为建军30周年的礼品献给国家，成为兰州刻葫芦创作题材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1958年，王德山被评为“甘肃十大杰出艺人”。1959年，艺人们用真、草、隶、篆四体镌刻毛泽东诗词19首，另有《西游记》《西厢记》等题材的刻葫芦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的礼物赠予人民大会堂，实现了兰州刻葫芦的新跨越。是年，兰州刻葫芦行销于英国、德国、匈牙利和苏联等国，年出口量达1100多件。当时，王德山的刻葫芦作品在苏联及东欧各国展出，社会评价甚高。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兰州微刻葫芦的专题片，扩大了兰州刻葫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