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邱瑾玉

　　“有没有考虑给孩子生个弟弟妹妹？”今年春节的家庭聚会上，七大姑八大姨已经从过去的催婚催生升级到了催二胎。
　　“生一个理所当然，生两个有点负担不起。”在当代人的婚育认知中，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早已不复存在。面对不断走低的生育率，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一些提案聚焦低生育困境与现代社会中家庭角色关系的转变，认为政府相关部门正确适当的干预，将对提高生育率起到积极作用。
　　

是不愿生还是不愿意多生？

　　1985年，美国社会学界最具权威性的赖特·米尔斯奖把年度作品授予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
　　这本书的作者薇薇安娜·泽立泽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美国社会对儿童价值的评估标准，认为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改变，使孩子变得越来越珍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到了1980年，“情感上无价”的孩子逐渐成为美国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的“奢侈品”。
　　而如今，这一现象正在我国发生。在豆瓣读书上，“布帆评论”记录了这样一个例子：2017年的寒假，浙江某高校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回家跟父母一起算算账，从出生到大学一共花了多少钱。有些学生的账单显示，已经花了父母200万。这笔帐很扎心地反映了一个问题：现代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培训，孩子们俨然成了一台“人型碎钞机”。
　　社会变迁让孩子变得越来越金贵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抚育孩子需要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成本，对一位妈妈来说更是如此，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前景和家庭抚育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一位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在私营公司上班，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有近一年时间没有去工作，而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因为这个原因，她完全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与此同时，她也告诉记者，一些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同学和朋友们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要更强烈一些。
　　有研究表明，女性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会对生育结果有影响，具体来说工作压力的强度以及女性对于工作安排的自主权都会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一般而言，如果女性认为工作要求高而自主权小，她们就会不愿意扩大家庭规模。
　　省政协委员杨晋梅、毛晓燕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杨晋梅是省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她在提案中举例说，部分用人单位迫于用工成本压力，为了自身利益对女性存在用工歧视。在医院、学校等单位，女性职工数量占比较高，依法保障女性职工合法婚育权益的同时，对单位造成了不小的人力资源压力和经营压力。
　 

抓住普惠托育的“窗口期”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的宏观干预对于生育率与个人生育实践也会有不同程度影响。
　　据了解，“婴幼儿照护”在2017年被提上了重要战略高度，“幼有所育”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出现。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5月公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近年来，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对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已经形成共识，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服务供给体系正在构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市场活力有效激发。如今，“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目前的1.8个提高到2025年的4.5个，并支持150个城市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会在调研中发现，我省在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方面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比如，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局部空转”情况，没有形成抓落实的合力；照护机构市场供给不足，育儿家庭中有托育需求的近40%，而得到满足的仅占4%左右；婴幼儿托育机构规范监管不到位，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数量短缺、质量偏低等等。
　　因此，九三学社甘肃省委会在《关于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的提案》中作出了判断，“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发展婴幼儿普惠托育的“窗口期”，这对我省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省政协委员马恩潭也在《关于建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的提案》中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全面实施两孩政策后，很多家庭因无人照护0至3岁婴幼儿而放弃生育二孩。为促进我省人口均衡发展，我省应该抓住国家发展婴幼儿普惠托育的“窗口期”，充分利用国家政策，解决广大育龄群众特别是单位职工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后顾之忧。 
　 

运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

　　政府出面，通过制度和经济手段，保护育龄女性在就业、职场的权益，保护或支持育儿女性留在公共领域中打拼。同时，在给予直接经济补贴之外，政府支持社会抚育机构和系统辅助婴幼儿养育工作。这些措施对于生育率有正面作用，对于维持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有积极影响。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会在提案中建议，应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托位建设补贴标准，进一步降低普惠机构开办成本。采取公建民营、运营补贴、奖励补助、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降低普惠机构运营成本。强化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参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充分挖掘幼儿园、社区资源、大型商场、工作场所、家庭住宅等多种资源，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提供托育服务。同时，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探索将幼儿园招生前置一年，将2.5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普惠性幼儿园服务体系，鼓励现有规模较大的幼儿园创办园中园，在园内设立托育中心。
　　马恩潭、张鸣实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扩大服务供给。充分利用各县市妇幼保健院的独特优势，在县级妇幼保健院创办集“医育教”为一体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及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在幼儿园推行“提早、延后”的保育制度，支持幼儿园开设托儿班，幼儿园逐年招收2至3岁的幼儿；加快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立社区托育、家庭互助式托育等服务，加快托幼一体化发展。
　　杨晋梅、毛晓燕委员认为，修改后的《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正式公布施行，对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双方，在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假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呵护育龄女性有了更为细致具体的法理依据。她们建议，由政府承担“产假成本”，将适婚育龄女性的休假成本与政府对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或减税直接挂钩，缓解企事业单位“产假成本”的后顾之忧，最大程度保障女性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