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林一山(1911—2007)，生于山东省文登县（今威海市文登区）林村。1931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9月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我国当代著名水利专家、毛泽东主席曾称他为“长江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

1949年的夏天，当时，一个拥有1.4万人的南下“干部团”从北平出发，直指中南。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陈正人、邵式平，林一山任秘书长。他已受命南下赴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

这年夏天，一场不小的洪水席卷了长江流域。林一山进入湖北时，如同置身于汪洋。眼前是水，身后是水，寥落树冠和青砖瓦屋的屋脊偶有所见。方圆几十里难见人烟，偶遇一座地势稍高的村落，挤满了奔命而到的灾民，投之而来的是一双双求生的眼睛。北方汉林一山惊骇了，如此严重的洪灾他闻所未闻，更难于一见。

火车喘着沉重的气息进入汉口车站。林一山接到新命令：担任中南水利部部长，并组建中南水利部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

总部设在汉口长春街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为“长办”)，是当时政务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是林一山。一张大型长江流域规划挂图，几张旧办公桌，构成了中国人与江奋斗的长江开发指挥中枢，这是1950年盛夏。

“从大禹治水到今，长江有过多少次洪灾？”林一山开始向专家问询。一位工程师告诉他：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的2096年中，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共发生大洪灾214次，平均10年就有一次。从洪灾密度看，越往后期，水灾次数愈近愈密。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朝和元朝平均五六年一次，明清时期平均四年一次，而1931年至1949年，则发生较大洪灾7次，就是说，平均两年半就有一次。     

林一山深思远虑，将长江流域规划队伍的知识建设作为组建工作的内在目标。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林一山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搞建设。万里长江需要人才，从今天起，从我开始，没有文化的先学文化，有文化基础的要学习一两门专业。任何人也不例外。否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没有你的位置，长江也不要吃白饭的人。”“在建设事业中，我愿意用一百个只会说空话的老布尔什维克，去换一个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实干家。”

二

两公里的荆江大堤是长江最大也是最后的一道防洪工程，它是江汉平原10万亩良田和800万人民的卫士，它用身躯护卫着中南重镇武汉及长沙市。如果它要溃决，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林一山上任，首先重点研究的就是荆江防洪问题。刚刚过去的1949年大洪水，使荆江大堤险象环生，祁家垸堤段曾有大滑坡，半边堤身塌入长江，造成令人咋舌的险情。幸亏江水于当时开始回落，避免了一场难以设想的决口。

经过勘察、分析和初步论证，林一山提出了荆江分洪的设想。

1950年国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政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毛泽东对这个工程设计方案甚感兴趣。他一连几天仔细通览和审阅了工程设计书，随后，委派专人找到林一山，就工程的问题作了系统了解。来人问及：“这项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林一山很有把握地回答：“可保用40到100年。”

得到林一山充满自信地答复，毛泽东很满意，当即批准实施这个方案。

荆江工程于1952年4月正式破土动工。李先念为总政委，唐天际为总指挥，林一山是三位副总指挥之一，参加了工程的领导。

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开国大典之后首次主建的防洪工程，仅用3个月时间就得以全线竣工，以新中国建设的高速度和宏伟、壮观、有效的形象载入长江水利发展史和共和国建设史。荆江分洪工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成为长江中段展宏图、夺天机的一张王牌。

事实证明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功能。在1954年特大洪水到来之际，三次启闸分洪，使沙市最高水位降低了0.96米，为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和武汉防汛的成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共和国政府在当时，是把荆江分洪工程作为一项应急的工程及一项长江防洪的短期措施来拍板修建的。

在很早以前，治水专家们已经注意到荆江分洪的命运。当国力和时间不允许迟疑的时候，分洪区人民拥抱了长江、背负起长江。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成片的水稻构成望不到边的绿海，到处是鱼米之乡兴旺繁荣的景象。这里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无一不昭示着200里分洪区已今非昔比，远不适宜再行使分洪使命。

荆江分洪区原有24万人，经1952年和1953年移民后剩16万人。以后分洪区人口又膨胀到42万人，是建成分洪工程时的2.6倍。如果分洪，将有15万人需要外转，而现有的移民工作已无法当此大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洪工程的原设计规模已不再适应现实运用的要求，工程本身也不堪重负，力不从心了。

林一山面对长江有了新的思考。他认为，荆江分洪区的存在或变异，应该服从治理长江的大局，应该服从治水治本的要求。遥望三峡，高天之上顿生三峡梦。专家们很早就看好三峡地区的防洪蓄水作用。

三  

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图上画了个大圆圈：“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他很认真地给予了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毛泽东用手掌击向三峡出口：“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林一山一下子便兴奋起来：“主席，我们很希望这样，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原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认为，江河防洪，堤防的作用是主要的，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江大河最有效的措施，长江的出路是先在众多的支流上修建小水库群，投资少，见效快，收益早；并建议要维护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行价值。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对干流的开发利用。毛泽东为了解客观情况，立即派专机将他俩接到南宁，当面锣对面鼓作了问询。

谈到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你的信我看了，你怎么说怕写多了呀，我是很关心长江和三峡的嘛。”林一山说：“经过多次测算，本着省着点的基本点，有些突破。”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能不能再少一些啊?50亿元包干行不行？”林一山想，过去是提80多亿元，后来省成72亿元，“主席，50亿元按现有的技术水平还做不到。”毛泽东不吱声了，连吸了几口烟。在场的周恩来碰了碰林一山的胳膊。王任重却提醒他说：“你这个林一山呀！现在只是个可行性方案，你就那么死？万事万物都会有变化的嘛！”倔强的林一山罗列了一大堆：“72亿是工程师们推出来的……考虑到将来物价、工资会有变动，工程造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毛泽东很欣赏林一山，让他和李锐各举一文，3000字，三天交卷。

1958年3月，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下，乘江峡轮驶抵荆江。林一山也一同前往。视察人员一行上了大堤，走到铁牛湾时，雪下得很大，江寒如冰。周恩来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地方。林一山告诉周恩来，站在沙市楼房上望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而过。虽然加高培厚堤防是当前主要防洪手段，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三峡。周恩来边听边点头，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3月7日，中共中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工作报告。    

然而，这项跨世纪的工程虽经反复研究论证，却因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内经济的困难以及十年内乱等多方面因素，不得不几度搁置。

一转眼到了1969年。毛泽东在这年10月视察湖北时，时任省委书记张体学向他提议兴建三峡工程，张体学早就盯住了三峡工程的防洪、驱洪、发电、灌溉、引水、航运等巨大功能。而毛泽东的忧虑提示了他，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修建一座容积达到700亿立方米的水库，假如遇到战乱，恐不堪设想。

四

1970年7月，林一山再次应召进京。原来，修不了大湖修小湖，主张先上葛洲坝工程的呼声已传到北京，为慎重起见，专请来林一山听取意见。林一山犟劲又上来了，认为按照“长办”1959年完成的三峡初设要点报告，葛洲坝作为三峡的配套工程是排在三峡工程之后的。因此只有规划，尚无设计。林一山再次强调了他研究多年的先建三峡，后建葛洲坝，或两项同建的原则意见。他明确地指出：先上葛洲坝，将抬高三峡水位20米，给将来修三峡大坝造成更大困难；葛洲坝在上游尚未修建控水水库时上马，流量大、泥沙多，将会遇到前所未预的复杂问题，而且，风险俱在；上三峡更具把握。若将三峡工程实行分期开发，其投资与葛洲坝工程相差无几，何不上三峡？

12月1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了工程汇报会，与会者大都赞同修葛洲坝工程的建议，只有林一山仍坚持自己的方案。

据知，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多次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仍决定先修葛洲坝工程。当时，武钢的1.7米轧机引进工程急需强大的电源。更深层的考虑，希望通过葛洲坝工程，为未来的三峡工程取得实际经验。周恩来对林一山讲，你主张先修大的三峡工程，我们说服你，先修葛洲坝作试验。这里出现的问题，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 了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是大成功。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工程的报告》。25日，中共中央对报告作出重大批示。多种原因，意外地为葛洲坝的先期上马创造了契机。

尽管如此，林一山的“固执己见”还是引起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极大重视。1970年12月26日，凌晨两点半，身体欠佳但心绪极好的毛泽东在葛洲坝工程文件上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同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泽东在批示中，特意指明要将林一山的意见同时昭示全党。

水利部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第一个通知的就是林一山。

五

葛洲坝建设两年了，其工程施工与设计的混乱日趋加剧。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和理解，但毕竟事情已经发生。葛洲坝说干就干，边干边想，甚至是先干后想。从西北考察中途折回的林一山感到有一种阴影向工程扑来。他几次试图向中央报告，但周恩来已病重住进医院。

工程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其中二江泄水闸的消能防冲和地基处理出现严重质量事故，浇筑的上万方混凝土坝基出现“蜂窝”，强度低于最低技术要求指标。

消息传到北京，重病中的周恩来既焦急又气恼，立即召开工程汇报会。1972年11月，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一连开了三次，自始至终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了解了工地上的严峻局面后，与李先念稍作商量，果断作出了两项决定：主体工程停工整顿，全面做好设计；责成林一山负责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以九人工程技术委员会取代原由军代表为主的工程领导班子。

1972年11月21日深夜，林一山铁下心来担起工程的全部责任，先后动用了数千名科技人员，将几十年熬尽心血所获得的成果都义无反顾地奉献出来。

似乎就在昨天，想起那阵子，今天的林一山很振奋。按他的话说，“另一条战线迅速拉开”。那一股子劲头令林一山无比快慰。设计、试验、再设计、再试验。葛洲坝人在林一山一班人带领下，高举着科学的大旗，从事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挺进的探索。泥沙的淤积与冲刷、长江截流、通航建筑群、大型闸门、高压输变电设备、机械化工艺、开发型移民——葛洲坝人以举世瞩目的尖端科研成果解决着工程所面临的全部难题，刷新着世界水利建设所创造的一揽子纪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一山却眼疾缠身，他本来视力极弱的眼睛出了毛病。随之而来的是，黑色素瘤夺去了他右眼眼球。重病中的周恩来对他的病情异常重视，在水电部呈送的林一山专题病情报告上，连划了11处粗杠，并立即派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指示卫生部组织若干大城市名医为林一山会诊。得知了这一切，林一山忍不住抽泣不止。他不会忘记，周恩来曾强撑病体再三强调葛洲坝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周恩来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过去在长江上建坝没有实践，所以先修葛洲坝，作为三峡试验。我们不盲目追求世界第一，但有些问题，如泥沙淤积、泄洪、截流等问题，本身逼你是世界第一。”

林一山饱含着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深情，在医院主持了第三次工程技术委员会会议，讨论确定葛洲坝水利枢纽轴线等有关开工的关键问题，会议用时12天。会后，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葛洲坝轴线已被最后确定的情况。他对总理特别谈到，整个工程设计和修改的图纸有五大卡车之多。这时，他才真正感到心力憔悴了。

1974年10月，工程在停工22个月后，开始全面复工。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大江围堰完成了震撼世界、改写长江历史的大合龙。6月，一期工程通航发电。1986年6月，二期工程并网发电。1988年，全部工程完工。

林一山不仅为三峡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还为南水北调工程呕心沥血几十年，提出了“高水高用、低水低用”，从东线、中线、西线向北方调水的设想，耄耋之年还多次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寻找南水北调线路。

198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放的《话说长江》专题节目，林一山任总顾问。晚年双目失明，仍关心长江水利事业。2007年12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