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断指反帝

陈潜夫（1894—1950），出生于嘉定府(今乐山市)平兴乡陈坝。原名绍陶，又名甫霖，后于外出求学时，改用“潜夫”的名字。少年时期他在陈坝读私塾，1905年到嘉定府城进入“草堂寺高等小学堂”，与郭沫若同学。

陈潜夫幼年读书，常有独立见解。在家乡私塾读书时，国文教师有一次出的作文题为：《马、牛、羊优劣说》。不少同学都说马、牛优于羊。马能拉车，牛力大，能耕田；羊无用，只有养来吃肉。陈潜夫却说：羊优于马、牛，羊毛能做笔，用笔写文章，安邦定国平天下，羊的功劳大多了。对这篇作文，教师评了120分，说：“见识高远，不同一般,颇见新意，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老师的鼓励、专门指点和培养，对陈潜夫后来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有很大影响。

1912年，陈潜夫至成都，住成都共和大学，后同郭沫若一道去日本留学。陈潜夫读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与农业大学。在求学过程中，他于1915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国民党。

从日本归国后，陈潜夫应成都高等商科学校聘请，在该校教授日文；1921年，又到南京东吴大学任统计教材编辑及教授；后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教政治经济学；后又任北京女师大的教授。当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马寅初、刘海粟等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不久，陈潜夫也参加了。1924年7月4日至8日，这个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时，陈潜夫与张伯苓、黄炎培、刘海粟(美术组主席)、陶行知(董事会主任干事)、方毅(国语教学组代书记)、邓萃英、郑贞文、余家菊、汪懋祖、孙恩元、左舜生、陈启天等一同出席会议，还被选为教育行政组书记。在会上，陈潜夫等提出了两个议案：一、请求力谋回收教育权案；二、无中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案，均获通过。  

这期间，陈潜夫在李大钊影响下，还深入调查过工人运动，常同人力车夫和其他工人来往，有时还同工人同吃住。有几次，遇上反动政府的侦探跟踪，陈潜夫不知，车夫认识这些人，用车拉他穿胡同转弯飞跑，帮他甩掉“尾巴”。

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酿成“五卅惨案”，血信传到北京，激起了爱国的抗争怒潮。6月10日，各界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满街的与会群众，臂围黑纱，胸佩白徽，悲愤激越，怒涛汹涌。会场共搭有五个演说台。每个台前，上挂白布横幅，大书“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左右张贴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的“泣血书”、京师总商会的“抵制英日，经济绝交，惨杀同胞，誓死力争”的长幅标语。参加大会的爱国团体有救国团、总商会、工会、农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人力车夫工会、印刷工会、京汉铁路工会等157个团体和大、中、小学等计20多万人。

午后l时，群众推选北京市民代表李石曾、女界代表刘清扬为中台主席。李石曾主席宣布开会后，报告开会宗旨；刘清扬说明筹备经过；上海工界代表孙孚昉声泪俱下地报告英日巡捕惨杀我同胞的经过。群众一再高呼口号：“为工界同胞报仇!报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陈潜夫在中台讲话。他慷慨激昂，要求国人坚持反帝，不要“五分钟热情”，不要“一盘散沙”。说到激愤难忍处，潜夫抽出利刃把左手第四指前两节砍断，在白布上血书“誓死救国”四字。不久，又血书“愿同胞猛省，勿存‘五分钟热心’。陈潜夫断指泣告”等字。当时陈潜夫左手血流如注，面色惨白，仍大呼“救国”不止。终因流血过多，演说未完他便突然晕倒。台下群众哭泣失声悲愤高呼：“若不坚持到底，对不起上海惨死同胞，也对不起今天的断指壮士!”

会后，10多万人冒雨游行示威，坚持到执政府请愿。沿途，许多人都以陈潜夫断指反帝精神互勉互励。

陈潜夫晕倒后，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等扶下演说台，他还一直坚持要同群众一起去执政府请愿。因其流血太多，不宜长途走动，众人一再劝慰，才将他强送进协和医院，由女师大学生鲍士彦等日夜看护、陪伴。北京各界中外人士纷纷到医院慰问。

11日午后2时，北京市学联五十四校代表在师大开会，决议派二中、三中、求实三校代表赴医院慰问陈潜夫、丁文安、李良韬等诸君。陈潜夫的断指，由学联保存，并轮流送各校传观。从此，陈潜夫成了北京市和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壮举受到全国舆论赞誉，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都连续报道、评论，特别是6月11日的《世界日报》还专列标题：《陈潜夫断指雪仇》及《陈潜夫之血书》，并全文刊载了潜夫事先写好的演说稿。文曰：

数十年来吾国备受外人侮辱。侨外同胞，既不与非洲“黑奴”同等待遇(黑种人尚可任意通行，旅外同胞，则有时不准登陆)，而潜居乡里者，又复时受欺凌。乃□□各地同胞，更遭英日人之惨杀。埃及、犹太之亡国民，尚得安居篱下，不谓主权尚存之中华民国，反生不能安，死不得所!同胞乎，我最亲爱之五大族同胞乎，其忍袖手旁观，其能坐以待毙耶?否则宜速起共谋所以自救之道。今谨以指血书，以告我最亲爱之同胞曰：潜夫自今以后，“誓死救国”，外侮未去，决不偷生。愿同胞共起图之，无任盼焉。四川人陈潜夫泣告。

陈潜夫带血的泣诉更加促进了北京市和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五卅运动”中震动人心的一页。

义勇军出川抗日

陈潜夫出院后，应冯玉祥将军邀约，远走甘肃，主持平民教育。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陈潜夫闻讯，立刻南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宣传股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陈潜夫在武汉因不满蒋介石玩弄政治权术，愤而离开军政界，并誓不为官，决心致力于文教事业。他于1928年辗转至北京，任教于北京师大。后来，他又抵上海，由许德珩介绍到暨南大学任教授。

1931年1月，陈潜夫的母亲逝世，他奔丧回川。到成都后，经人介绍，陈潜夫开始在“中山大学”(后改“尚志学院”)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吞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事变发生后，陈潜夫与新婚妻子杨逸邨及“尚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号召民众抵制日货。这期间，陈潜夫在讲课时，也常举他在日本受辱的事例，愤激痛述殖民地人民之惨苦悲戚的情景。有一次，他作了长篇时事演讲，分析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地理、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的历史和现状，断言日本占我东北之后，必不满足而止步。他还进而引用大量的外交条约、政府函电、各国报刊，分析阻止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指出依赖“国际联盟”纯属幻想；而国民政府妥协求和，绝不可靠；欲免危亡，当务之急是首先组织一批觉醒的义勇之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敢死，唤醒酣睡之民众，从而迫使政府出兵抗日，以中国之自强取得国际地位。他说：人生一世，终有一死，当死于保国家安全，图民族生存，谋世界和平，申人类正义。一人舍死，万夫莫当，四万万同胞皆能舍身救国，何愁中国不胜？陈潜夫两小时的演讲，对学生影响巨大。杨逸邨在半个多世纪后还回忆说，这一次演讲雄辩激昂，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当夜和同学通宵议论，诵岳飞《满江红》词，下定了要参加敢死队的决心。后来，同学们经过整理，把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印成传单，发到校内外，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陈潜夫当时还与成都市各界民众反目救亡团体合并组成的“四川抗日救国大会”联系，组建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积极进行组建“抗日义勇军敢死队”。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后不久，“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2月18日正式成立。全体队员一致推选陈潜夫担任队长，并通过了敢死队公约、宣言和誓词，规定了吸收队员的条件。队员中有教员、职员、工人、学生，共27人。队员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批准参加的，其中多数有军政经验，包括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天午后l时，在省农会举行授旗典礼，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陈潜夫队长受旗受印，并领导全队宣读誓词：“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寇，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当地政府官员最初不支持敢死队。为争取抗日的合法地位，陈潜夫选定了成都军政界上层做工作。一天，他去找川军饶辙韬师长交谈。他们本是乐山同乡，叙完乡情后，陈潜夫对饶讲述了国难当头、成立敢死队欲誓死抗日救国的情况后，饶不断点头称是，随即叫勤务兵送几封大洋给敢死队，作活动经费。二十四军刘文辉的老师杨相臣同陈潜夫友好，陈潜夫通过杨逸邨与刘文辉联系，刘文辉便给陈潜夫二十四军军部顾问的头衔，以表支持。得到这些支持后，敢死队出川抗日的活动才逐渐顺利一些。在敢死队正式建队后，四川军政各界上层人士不顾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禁令，公开支持抗日救国，实属难得。

当时，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斗愈演愈烈，日方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增援达三四十万之众，十倍于我军兵力，飞机、兵舰、大炮等武器亦比较精良；而十九路军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孤军苦战。敢死队员每天争看战报，心急如火，恨不能飞到前线，杀灭日贼。

两组敢死队员18人中有3名女兵：杨逸邨、陈仲柏、石如金。杨逸邨和陈仲柏是射洪人，在“尚志学院”政治经济系同学，杨逸邨参加武装，陈仲柏和石如金任看护。她们都穿灰军服，打黑裹腿，左臂戴黑纱，象征对国土沦丧、同胞惨死的悲伤；黑纱上有“誓死救国”四个白字，象雪亮的利刃；黄布挎包上绣着通红的“勿忘九·一八”五个大字。

2月20日，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终于起程出征。成都市各界1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会。陈潜夫队长致答词时激昂地说：“……亡国奴命运悲惨，不自由，毋宁死!”语言慷慨悲壮，激动人心。他又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誓不回川！”陈潜夫的行动，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向了高潮。

在敢死队出川抗日的长途行军中，陈潜夫对队员十分关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使队伍顺利地到达了前线。敢死队过徐州时，听车站上的士兵说“冯总司令在养病”，遂派代表前去探望。冯玉祥将军在病榻前亲笔题词：“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们：你们真是有良心，有志气，有血性，有硬骨的先锋啊!敬佩之至!冯玉祥于徐州病院”。

敢死队走了一个多月，每到一地，群众都热烈欢迎，但不少地方官府却冷眼相看。队伍于2月26日到达重庆时，官府竟明令不准入城，经陈潜夫教授反复交涉，才予放行，分住在男女学校中。敢死队与民众团体联系上后，各爱国组织纷纷来到驻地，赠送“努力杀敌”缎旗等，深情慰勉。几天后，储材学校集队欢送敢死队上船，并高呼：“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敢死队是革命先锋!” 

敢死队开赴前线

1932年3月底，敢死队到达南京，向党政军机关报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却下令：“顷有自称‘义勇军敢死队’代表，向本部肆意要求。查此种团体，本部迭经取缔在案。仰即派得力士兵多名，勒令明日午前十二点钟出境，驱逐离都，违则拘押……”陈潜夫连夜四出联络，次日率领全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留南京办事处，向张道藩主任据理力争，张道藩同意介绍敢死队到十九路军参战。军政部又称：为执行行政院取缔义勇军命令，不接受“敢死队”名义，只允许个别介绍工作。陈潜夫说：“我们之来，代表四川省抗日民众，就是为着‘义勇军敢死队’这个名义而来的，名义取消了，我们到底为着什么来的？岂不是为着军政部给我们介绍工作而来吗？如果军政部要我们取消名义，最好明白解散取缔我们，宣布我们爱国犯了罪，押送回川去!”几经周折，军政部才表示：原谅敢死队远在成都，出发时不知道行政院取缔义勇军的命令，可以例外派往十九路军。

敢死队到达前线时，十九路军已退守第二道防线，待命听候政府和日方谈判。陈潜夫接洽回队后，兴奋地告诉大家：“军部把我们派到一五六旅，听其节制指挥。旅长系以孤军死守吴淞的翁照垣将军，有谋略，胆识过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事，又赴法学过航空，并到英、德、意诸国考察过航空，是精通飞行的飞将军。”敢死队整队谒见翁旅长时，他说：“救国全靠有觉悟的国民。不过以你们这般知识比较健全，而缺乏军事训练的青年去牺牲，也是国家顶大的损失。诸位且宜忍耐，我总有可以令各位圆满达到各人所抱满腔热望的机会。现在，先加强训练自己，增加军事知识，造成抗日的劲旅……”陈潜夫被分在旅部，任政治指导和参谋。他曾提出许多改进部队的意见，受到多数官兵的拥戴和信任。

义勇军敢死队在前线过了两个月，由于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成果。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远调福建，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遣散。敢死队队员遂于6月去苏州，参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哭祭英灵。

陈潜夫和杨逸邨不愿偷生回川，便暂留上海，待机抗日。不久，陈潜夫在上海渔业管理委员会找到文书工作谋生。陈仲柏、石如金随军去福建，其余男队员，由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带领回川。“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进军抗日的盛举虽然暂告结束，但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川人民这次最早的武装出川抗日活动，当时的《川报》《国民公报》等都作过较详细的报道。

创办“西南文化供应社”

1933年，陈潜夫教授应实业部聘请，到南京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文书主任。由于他在日本农业大学学习过专业，与所内专家相处又很好，不少专家日后都成了他筹办“西南文化供应社”的发起人。这期间，他同国民党内改组派的人物比较接近。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号。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军民抗日怒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抗战。15日，南京组成了“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电慰二十九军，并致电全国“一致抗敌”。19日，南京文化界筹组抗敌后援会，公推田汉等29人为大会筹备委员，电请“迅派大军抗敌”。22日，《中央日报》报道：“该会现拟扩大组织，凡属首都各后援团体，将予合并，办理宣传、运输、救护、劝募等各项业务。”这期间，陈潜夫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工作。

八九月间，日机轰炸南京。当时，陈潜夫的父亲正来探亲，很感惊恐。南京全市调兵防空，气氛紧张。陈潜夫要杨逸邨带着子女送老父回川，自己一人留下，坚持抗日。杨逸邨不肯，她说：“我们五年前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川抗日，成都和全川父老欢送，现在我绝不逃难生还。我和你一起与日本鬼子拚了，死也光荣。”陈潜夫说：“你刚生孩子，不能杀敌，父亲快满七十岁了，三个孩子小的不到半岁，他们不能都枉死。你替我尽孝和抚育子女成人，我也替你尽忠抗日。”并且说自己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要去搞日本的情报，计划剃头化装，混进日本兵营，探听日军军情。杨逸邨坚决阻止，说：“这太冒险！日本人一发现，就完了！”陈潜夫说：“我日语讲得好，不会暴露的。”杨逸邨不同意，但是陈潜夫坚决要为抗日牺牲，最后，才答应不去冒险，只收集日方广播、报刊、文件资料，整理成可供我方使用的情报。当天夜间，陈潜夫又把杨逸邨灌醉，第二天一早就送她们上了船，直看到轮船启航才离去。杨逸邨酒醒后，已无可奈何，只得带老小回川，到故乡射洪去了。

12月13日，南京失守，政府机关、企业、社会团体撤退疏散。1938年3月，陈潜夫辗转回到四川。

1943年初冬，冯玉祥长途宣传抗日，募捐救国，到了乐山。陈潜夫和地方政府、团体的代表一道迎接。会见后，冯玉祥同陈潜夫交谈，提起抗日义勇军敢死队路过徐州的往事，大家都非常感慨。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潜夫不愿久憋在老家，想出外搞教育工作。这时间，他常同郭沫若商讨发展故乡文化事业的问题。他曾对杨逸邨说：“沫若兄对家乡有感情，主张我在四川乐山先干，再扩大到滇黔康藏各省。搞识字扫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将来办个‘西南学院’。原拟取名‘西南教育改进社’，沫若主张用‘西南文化供应社’之名，可办学校、书店、出版、印刷，办报纸、刊物，普及文化，可赚钱自给。万一政府不给钱，也能自己干。”后来，杨逸邨就看见过陈潜夫的一个本子上，有郭沫若写的一些建议。

1948年，陈潜夫联络了文教、军政、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后来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都很有名望的人士，创办了“西南文化供应社”。例如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工作的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郭沫若、许德珩、章伯钧、胡子昂、刘清扬、吴信达、陈铭德、陈鹤琴、黄墨涵；国民党方面的有台湾总统顾问、资政邹鲁、谷正纲、朱霁青、杭立武、钱公来，监察院长于右任、梁上栋，考试院长莫德惠、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解放后任我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委、全国人大代表)、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副委员长冯玉祥、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以及王瓒绪、平刚、刘文辉和教育、内政、实业、农林、社会等部的正副部长，国民党中委潘公展等。其余大多为各中学校长、教师等，发起人共205人赞助人16人。

章伯钧多次同陈潜夫通消息，讨论有关问题。杨逸邨的弟弟杨显睿一直积极参加筹备工作。陈潜夫奔走呼吁，宣传筹款，要求国民党政府拨给文教经费。结果,不但分文不给，反而进行各种刁难。陈潜夫除痛骂贪官污吏外，只好变卖自家粮食，苦凑经费。这个筹备中的“西南文化供应社”，以振兴西南文化为宗旨，在乐山先后办了几件事：办了一期会计补习班。招收社会青年，使他们经过培训，能就业谋生。地点在今乐山工商联内，讲授会计基础知识、簿记学。

举办了两次讲座。第一次是讲“原子能之发展过程”，地点在乐山公园原中山堂内、主讲人是乐山原中央技专的教务主任、化学教授杨秀夫，听讲的约五百人；第二次是讲“我国的蚕丝与丝绸工业”，由中央技专蚕丝科主任张文明教授主讲。两次讲座的听众都是原技艺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等。

这两件事得到了乐山各大、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其余的计划就落空了。陈潜夫虽然忙碌一年多，直到解放，这个“西南文化供应社”都是“筹备处”的空招牌。

1949年12月，乐山解放。陈潜夫同人民一道在兴奋中庆祝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