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甘肃省委、省政府拍摄的六集文献纪录片《南梁之光》，真实再现了革命先辈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奋斗进程中的丰功伟绩。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挺起了中国革命的脊梁。他们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奠基西北”及“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梁之光》共六集，集中展现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是早期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的生动诠释。其中第五集为《肝胆相照》，通过统一战线的视角，揭示了革命前辈在西北纷纭复杂的斗争中，如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结成广泛同盟的实践探索，是对当年革命者丰功伟绩的如实刻画，也是鉴往知来的范本，对弘扬南梁精神、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观看《肝胆相照》，能切实感悟到那片红色热土灼灼的信仰之火和特有的智慧力量。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南梁之光·肝胆相照》通过“史实叙述+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西北地区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真切历史。片中展示出在南梁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革命历程虽几经磨难，但始终红旗不倒，星火不息，成为中国北方最耀眼的一颗星辰。然而这并不意外，甚至应当说，革命的种子、胜利的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就开始萌发，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一刻起就迅速发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这种穿越时光隧道的呈现方式，让科学理论、实践检验、人民感受、历史记忆交织在了一起，把党言行合一、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跨越百年，奏响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事实上，陕甘边的革命史是统一战线的既斗争又联合的历史。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也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法宝。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武装，采用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法，与倾向及可能革命的各派力量建立合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回溯历史，我们能从南梁精神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力量。

注重策略、坦诚相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片中习仲勋回忆：“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红、白、灰“三色建军”方略。“白色”指的是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使其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灰色”指的是派共产党人教育改造民团及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指的是由共产党人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在当时是保安县哥老会大爷，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人，我是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首先在国民党军内中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30年7月，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0月，委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2月，习仲勋在长武县国民党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4月，习仲勋又领导发动两当兵变，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实践。他在回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时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同志，“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与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契合。时任国民党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一直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保持密切联系。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赴重庆开会。邓宝珊途经绥德，习仲勋主持召开了迎接大会。当晚，习仲勋与邓宝珊推心置腹地彻夜长谈。习仲勋虽然比邓宝珊年轻19岁，但分析问题极其深刻，富有远见，令邓宝珊十分钦佩，由此开启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此外，习仲勋与李鼎铭、霍子乐、刘厚基、安文钦等陕甘宁边区的民主人士坦诚相见，虚心听取他们的工作意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陕甘革命根据地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极大推动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发挥出更大作用、彰显更大力量。

顾全大局、团结奋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毛泽东同志赠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具体作风方面，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待人宽厚、广交朋友，被誉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纵观习仲勋70多年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统一战线”紧密连结在一起，不仅留下了丰厚的统战思想遗产，更为统战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被广泛赞誉为“统战大师”“统战工作的典范”“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高层领导”。

随着西北解放战争向甘肃、青海、新疆推进，民族问题成为党中央尤为重视的一项工作。1949年8月6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收到毛泽东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的电报。“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式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此后，由于彭德怀、贺龙筹划进军新疆和入川的军事行动，筹备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工作主要由习仲勋负责完成。11月14日，毛泽东就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强调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先进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彭德怀、习仲勋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各级地方政府组成人员中，注意吸收大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加入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经略西北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的肩上。习仲勋认识到西北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特殊性，也认识到西北的匪情有的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当时，项谦是青海省贵德县尖扎滩地区昂拉部落的千户，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唆下，发动武装叛乱。习仲勋指示青海省委，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再军事进剿。青海省委根据习仲勋的指示，连续17次政治争取项谦。1952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反复权衡，决定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解决项谦问题。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要求青海省委使用劝降的方式，争取项谦主动放下武器，归顺人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片尾记录了邓宝珊曾向毛泽东坦诚评价习仲勋：“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的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事实证明，我们党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习仲勋曾说，“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

人民至上、凝心聚力，最大限度凝聚共同奋斗力量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生涯中，习仲勋始终坚持在明确人民至上定位的基础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陕甘边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西北实际的统一战线原则和策略，如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战工作方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根据地军民铸就了南梁精神的伟大丰碑，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南梁革命遗址时，明确指出要“大力传承南梁精神，使其发扬光大”。《南梁之光》列出专集讲述不平凡岁月的大统一、大联合，始终凸显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宗旨。归根结底，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巩固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依然是我们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路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