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件晚清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瓷盘。瓷胎细腻，画工精细，鲤鱼栩栩如生。这种鲤鱼纹瓷盘，反映了当年流行的鲤鱼文化。

鲤鱼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被认为是祥瑞之物。《诗经陈凤衡门》诗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将鲤鱼与娶妻联系起来，其原因是鲤鱼繁殖能力极强，生长迅速，象征着家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古往今来，很多题材的艺术品都喜欢使用鲤鱼纹饰，如瓷器、玉器、铜器及绘画等来表达祈望子孙绵延和丰收富裕的主题。鲤鱼，《诗经·国风》中描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河洛记》载：“伊洛鲂鲤，天下最美。”

战国时范蠡写的《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学著作，对养鲤鱼作了详细的记载。汉代，养鲤之风大盛。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辟了一个人工湖，供军队练习水战之用，公元前一世纪，汉昭帝把它变成大鱼塘，养的鲤鱼供皇室食用，还拿到市场上出售，使长安鱼价大跌。

鲤鱼在人们食物中的“高贵”地位，使古人把它看成是尊贵的象征。《史记》载：孔子生儿子时，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荣君”的赏赐，将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儿子的住处，被称“鲤庭”，“鲤庭”一词历史上作为一个泛称受“父训”场所之专用名词流传下来。唐代诗人刘禹锡写有诗句：“鲤庭传事业，鸡树遂翱翔。”古代官场，“鲤鱼符”成了权力象征。汉、唐两代，任命地方官到任，必须出示左鱼，与原留任所藏右鱼相合，作为凭证。装“鱼符”的袋子，宋代叫“鱼袋”，绣有鲤鱼的形状，三品官以上用金为饰，五品官以上用银为饰。宋代废除了“鱼符相合”的制度，但官服上仍保留“鱼袋”，系在身后。

古人把鲤鱼比作“信使”，把书信称作“鱼书”。古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有描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唐代，人们寄书信时时常以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李商隐诗中有“双鲤迢迢一纸书”之句。

杜甫《寄高三十五詹事》云：“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李郢在《南池》描绘了喂鲤鱼的生动情景：“小男供铒妇搓丝，溢榼香醪倒接罹。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戴叔伦在《兰溪棹歌》中，把活跃的鲤鱼与寂静的凉月、山色对映描绘，使江上的景色静中有动、生意盎然：“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反映了人们对鲤鱼的珍爱：“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待女金盘鲙鲤鱼。”

唐章孝标《鲤鱼》：“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浪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鲤鱼不论品种都充满活力、善跳跃，就有了“跳龙门”之说。龙门作为地名，《辞海》载有10多处；跳“龙门”的龙门，指山西河津西北、陕西韩城东北的地方，那里分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相传为夏禹导河至此，凿而通疏。《三秦记》中云：“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不登者点额暴腮。”神话流传下来，鲤鱼就成了一种代表和象征：“龙门喻高名硕望，凡得其接引而增长身价者，谓之登龙门。”“登龙门”之说，由鲤鱼跳跃而来，但它的引用和解释，却因时代和阶层的不同而异。

千百年来，人们在对鲤鱼的观察和亲近接触中，生发出种种精神上的“附加物”，寄托着多个阶层人群的理解和愿望，逐渐形成了丰富的“鲤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