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这些文娱活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这正如当时边区民众剧团在舞台两旁所贴的那幅对联一样：“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秧歌文娱 振奋精神

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走向延安街头，使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欣喜若狂，笑逐颜开。当时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人民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毛主席又说：“这也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艾青看了《兄妹开荒》后，撰文称：“成千上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它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主动承担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的重任，出演周而复、苏一平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

诗人徐迟在重庆得知消息后，托周恩来捎信给艾青，要求参加秧歌队。随后，丁毅写的《刘二起家》、陆石执笔的《动员起来》、周戈写的《一朵红花》、马可写的《夫妻识字》、翟强执笔的《刘顺清》、贺敬之写的《栽树》、苏一平写的《红布条》、张季纯写的《保卫和平》、杨醉乡写的《送公粮》、王汶石写的《边境上》、萧汀、方杰写的《回娘家》等等，各具特色。据统计，几年内，仅见报的秧歌剧就有400多出。

陕甘宁边区兴起群众性的秧歌运动。

1944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10月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有9位群众秧歌队代表介绍了典型经验。不久群众秧歌队举行联演，关中分区刘志仁、汪庭有的《跑红灯》，三边分区杜芝栋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黄润的《减租》，拓开科的练子咀《闹宫》，民间艺人李卜的《张琏卖布》等，展示出群众文艺的壮观场面。

1945年春节，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群英会上，文艺界有35名获奖者：艾青、杨绍萱、吴印咸、齐燕铭、陈波儿、古元、王大化、张水华、周巍峙、钟敬之、欧阳山尊、吴雪、姚仲明、周而复、柯蓝、史雷、黄俊耀、贺敬之等。艾青还荣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那时，不仅陕甘宁边区秧歌声声，而且大后方也盛演秧歌剧目。郭沫若看了《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之后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交际舞会 温馨甜蜜

秧歌文娱是陕甘宁边区军民振奋精神的娱乐方式，交际舞会则是军民增进友谊的又一途径。毛泽东曾忆及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舞会经历时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延安的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来有青年带头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步’。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步、四步，还会探戈。少奇同志不会，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但还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儿，他也能踩着鼓点迈动简单的舞步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思跳，被大家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时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看，跳死了算！’延安的条件差，食堂就是舞场，音乐伴奏也就是民族音乐伴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谈过延安舞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都来，毛泽东大约一月来两次。”斯特朗描述了延安舞会上的4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坚实而敏锐，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感。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械地跟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必须特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的暗示转动。不过，只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他终究会使你感到悠然自得”。“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起舞。他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就会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这位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恩来这个一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在开始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后，他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这同他的简洁、精确的文章一样，偶尔也插进一些尖锐的比喻”“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当晚会即将结束，你累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旧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

美国人马海德说：“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色闪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燕斌也回忆，“我在学会跳交际舞并成为积极分子之后，不论校内外，哪里有舞会，我总要想方设法钻进去跳。舞场里没有专门的乐队，更没有什么音响设备，都是一些喜爱音乐的同志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既是乐队队员，又是跳舞的积极分子，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欢乐极了。当时延安普遍跳交际舞，有三步、四步之分，但节奏都比较慢，也比较文明。”

体育活动 增强体质

体育活动也是军民娱乐的形式之一。那时陕甘宁边区虽然条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掀起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热潮。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人马海德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在文章中说，“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体操。午间，篮球、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写道：“延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做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边，都可以欣赏到男、女健儿的仰泳、蛙泳、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冰鞋就可以滑冰了”。条件简陋，民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燕斌谈到，“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板，木板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补了再补，到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弄个新的来。”诸多运动中，延安军民最喜爱、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排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赛，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曾轰动一时”。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八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联队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八路军12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奔跑争抢。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丰富边区军民的文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