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深远影响，人们一直将“西天取经人”锁定在“唐僧玄奘”身上。其实，通过查阅史料得知，玄奘高僧并非最早西行取经之人，在他之前，有两人先后西行取经：法显、宋云。法显西行比宋云早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奘西行早约110年。

官派西行求佛法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历代统治者尊崇佛法，提倡佛教活动，一时间大兴庙宇，开窟造像。不仅修建了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石窟，皇帝还亲自出面召集名僧，讲解佛经。而此时掌权的太后胡充华，在她的提倡下，洛阳修建了500多所佛寺。由于教派众多，对佛经的解读各说其是，各取所需，难以统一，这就需要到佛教的发源地找一个正统的说法，即所谓到西天求取真经。这是一桩博取佛教徒拥戴的盛事，更是确立自己在佛教界正宗地位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胡太后决定派宋云、慧生一行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同时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还给沿途各国写有公文诏书，并携带“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向所经恹哒、乌苌、乾陀罗（健驮罗）等国家赠送。这便是宋云“西天取经”的主要缘由：求取佛经，联谊诸国。

历尽磨难书壮举

宋云，敦煌人氏，北魏明帝时在洛阳闻义里皈依佛门，后任“僧统”（管理僧侣的官员），故而，他才有机会官派带队前往天竺取经。公元518年11月，宋云同慧生、法力等僧众从洛阳出发，经过陕西长安、甘肃兰州郡、青海西平，翻越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吐谷浑古道，入鄯善，过左末城，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东北）至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带。一路上历尽艰险，数度濒临危境，但都被宋云一一化解。其状如他所载：“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沿途中，凡经历一国一地，宋云都详细记载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他们在经于阗国(今和田)时，曾作如下记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屠。居丧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惟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段记载说明佛教在当时的于阗大受崇信，还反映出中原僧人不断来到于阗，中原与于阗之间的佛学交流非常频繁。

返洛著述遗珍篇

公元522年2月，宋云一行历时5载，历经千难万险，游历数十国，带着170部大乘佛经等数量庞大的经卷返回洛阳，完成了使命。今天，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的碑廊中，有一块名为“达摩只履西归圆碑”，上面刻有“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见，谁知只履去西天”的七言律诗，写的就是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经葱岭返归京城洛阳时遇见达摩（北魏著名禅师）拄杖执履赤脚西去的故事。回到洛阳后，宋云撰有《家纪》，慧生撰有《行纪》，记录了他们此番西行的经历和见闻。可惜，这些著述大多散失，幸好有宋云同时代的抚军司马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综合收录了宋云等人西行的记述，后人将这些著述编撰成《宋云行纪》。《宋云行纪》不仅记述了当时从中原前往天竺的交通路线，还对沿途国家、地区的地理物产、社会政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翔实的记述。法显、宋云、玄奘是中国古代三大西行高僧。法显西行比宋云早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奘西行早约110年。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三本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联系，可以系统地了解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在世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成为后人了解西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风俗文化的宝贵历史资料。宋云毫不亚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在1500年前，对促进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