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别名廷芳、鸿，1904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市，是我国现当代油画家、敦煌学家、艺术理论家，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学的奠基者、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满族军官家庭，其祖父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的“世袭云骑尉”，父亲原是黑龙江八旗工艺厂录事，信奉实业救国。常书鸿自幼爱好绘画，并随三叔父学画、填色，从小心中便种下了艺术种子。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的染织专业，学习染色和织物图案画。在校期间，参加了由著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临摹国内刊物上的西方名画，并为人画像，赚取报酬，以贴补家用。

1923年毕业后，为继续深造，1927年，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上，并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随后以公费生的身份在里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在留学的10年间，他取得了卓越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在法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画册，全书约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呈交了提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194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提案，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郑通和、张大千、王子云、窦景椿为筹备委员。是年，常书鸿等6人以先遣人员，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几个月艰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人仙境，心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44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45年春，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这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3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在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批准下，恢复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6月，他带领从重庆新聘的一批艺专毕业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品以及备用3年的临摹壁画物资，返回了敦煌。在面对被破坏的敦煌艺术瑰宝，他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先对壁画进行临摹工作，通过临摹学习掌握古代绘画的技法，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给壁画留下副本。然后对洞窟进行清理和编号，1947年冬至1948年春，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梳理出492个编号洞窟，2415尊塑像，编选出十余个壁画专题，选绘壁画800余幅。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创作油画《走向莫高窟》；1950年冬，将历年完成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并取得成功。1951年，又在印度新德里、孟买和缅甸曼特拉等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敦煌艺术展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进行了加固，对洞窟重新进行了合理科学的编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余年间，敦煌壁画的临摹品分别在国内8个城市和国外6个国家的11个城市展出，向世界介绍敦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敦煌艺术深入人心。他还注重对敦煌艺术人才的培养和吸收，先后培养和吸收了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一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文革”期间，常书鸿和研究所的工作，都受到了巨大冲击，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不少研究人员被下放到农村或遣送到原籍劳动，但是他和同事们艰难地捍卫着莫高窟，为之献身的信念矢志不渝。1982年后，他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其主要作品有壁画临摹《鹿王本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等；油画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刘家峡水库》等；撰写文章、论文、文集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新疆石窟艺术》《常书鸿（画册）》《常书鸿文集》《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

常书鸿一生所爱，只在敦煌。从1943年到达敦煌，到1982年迁往北京，在敦煌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倾注全力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