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之光》文献电视片第6集讲述了1958年9月29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在敦煌县调研时，参观了莫高窟，留下“向莫高窟从事保存修复挖掘发扬艺术宝藏的全体工作同志致以深切的慰问和期望”的珍贵题词。书写庄重得体、内容科学具体、落款谦虚低调，实属难得和宝贵。

1950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习仲勋指导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设文物处，推荐懂文物的艺术家赵望云担任文物处处长，主管文物、图书等事业。我们今天得以参观的敦煌石窟、甘肃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石窟、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古迹，都离不开习仲勋同志当初的决策和特别关注。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大跃进”席卷全国，各地为了大炼钢铁、扩大城市建设规模，不惜大量拆用文物古迹可用的构件，也让文物工作者投身到生产一线。习仲勋同志参观莫高窟时，当得知包括常书鸿在内人员正常研究工作受到了干扰，当即表态不应该让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参加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体力劳动。为了让他这一意愿广而告之、勉励文物工作者更好工作、守护好敦煌这一人类文化遗存，习仲勋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与一行7位同志共同题写了上面的题词。这一题词指向明确，就是为莫高窟的工作人员撑腰站台，不仅是慰问，更体现着对文物工作者的关怀、保护之情。这一题词要求很具体，指出的“保存、修复、挖掘、发扬”涵盖了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方面，体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认知和对文物保护工作规律的精准把握。这一题词饱含深意，不是习仲勋同志的单独题词，而是和同行的时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甘肃省长邓宝珊、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王秉祥、甘肃省委秘书长陈煦、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共同题写，蕴含着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承诺、合力做好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期许。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但执政者、决策者面对过热政治氛围、较急重经济建设任务、以吃饱肚子为主的时代背景，能真正考量到这一点，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非有远见卓识、战略思维和担当精神而不能为。《南梁之光》文献电视片中，5次出现西安古城墙的镜头。这座历经600多年沧桑岁月、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筑，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等人多次倾力救护，才得以存留并被保护下来。第一次，1950年，西安市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大家意见后，他认为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西安古城墙得以幸存。第二次，1958年，由于错误的方针路线等因素，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的请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也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拆除西安古城墙的意见，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接到有关方面反映后，明确批示西安城墙不能拆除，并多方协调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督促陕西省和西安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古城墙。1961年3月4日，西安古城墙和敦煌莫高窟等文物单位一道，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隔63年后，“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在文献电视片中说，“据我知道，周总理委托安排给习仲勋秘书长来管这个事，公布了以后，很快派出了一批专家去划保护范围，由国务院派专家来划，对保护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1981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刊登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上批示，安排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出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古籍是先人留下来的瑰宝，敦煌文献、遗书、文书、写本等古籍，是敦煌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出版社的成立也离不开习仲勋同志的支持，1954年2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在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报告上批示：“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这一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第一个文件。这个批示及其后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出台的系列文件和举措，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新开端，意味着自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所从事的古籍整理，进入了政府层面有组织、有计划、有章法的阶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对从业者的关怀。

如今，敦煌正在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西安古城墙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缩影和文明古国的象征，古籍出版社也发展成为整理、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载体，东方雕刻艺术瑰宝麦积山石窟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它们都为中国文物事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着独特力量，而这些都与习仲勋同志当年的工作有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