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矛，长14.5厘米，宽3.2厘米，为传世旧藏。矛首为箭镞状，銎部束腰，銎中部有圆形穿孔以为固柄之用。矛首略秃，两侧有血槽，使用痕迹明显。此件矛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一号俑坑出土青铜矛极为相似，从器型、铭文风格断定，为战国秦青铜矛。

矛銎下端阴刻二字，为铸作地和工匠姓名。《吕氏春秋·孟冬纪》：“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是秦代的“物勒工名”制度，即在器物上刻上制作地和工人的姓名，终秦一代一直存在，为汉代所继承并不断完善。

二字单线阴刻，一倒一顺，为战国秦系文字。其一为“冀”，一未识。2021年笔者在编《通渭金石辑考》时，释其一为“牀”，并作了简单释读：“从木，爿（pan）声，同‘床’，今统一规范为‘床’，在用作姓时仍作‘牀’。牀的正常写法左爿右木，矛上所刻左木右爿，金文结体随意，多有偏旁移位现象。”  

冀，作为古地名，最初在黄河以北今河北、山西一带，夏禹定九州时，称这一带为冀州。周时有冀小国，据史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杜预注：“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原为魏地，秦昭襄王时为秦属皮氏县下一要镇。秦兵器多征用于县，故铜矛铭“冀”非指皮氏县之冀亭，当为秦武公时置之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境内。

2012—201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位于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有大夫级别贵族墓葬、车马坑，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千余件，遗存丰富，把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

通渭毗邻甘谷，周时为襄戎地。襄戎所来，据历史学家何光岳《相人（襄人）的来源和迁徙》一文考，襄人为西羌的一支，起源于岷山南麓的襄阳城山，即今湖北襄阳一带。襄人一支西迁演变为戎人，乃襄戎。《汉书·地理志》平襄县，唐人颜师古引北凉学者阚骃注曰：“故襄戎邑也。”《九域志》：“平襄城，本汉县，属汉阳郡，故襄戎之邑。”

平襄，始见载于《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普遍认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置天水郡治平襄，郡、县为同时建置，始有平襄之名。但是，平襄，字面理解就是平定襄戎之意。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筑长城以拒胡”，今通渭自西南至东北横穿全境90余千米，距离城区原平襄县治地最近处不到10千米。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在《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总之，今通渭县的历史，应早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天水郡的时间，从战国秦长城的地理位置分析，今通渭县的历史源起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秦并戎国25城，有可能是原来戎族的居邑；二是与修筑长城同时建立。长城的修筑，必须有沿线城邑的支撑方可，这是极为显明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如临洮县、渭源县、首阳镇、静宁县、静宁的李店、彭阳古城、镇原彭阳、环县、志丹县这些内侧的城邑，皆与修筑长城有必然关系，它们是长城修筑之初和筑成之后的重要支撑点，与长城是一个体系。”秦昭襄王筑长城同时在沿线修建城邑，用以长城防守后勤保障，平襄城为其中之一。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汉武帝置天水郡时，平襄城不仅是战略要地，经济、文化、建筑、交通亦渐具规模，无疑是郡治首选之地。

《秦文字编》《秦文字集证》“（秦昭襄王）五十年诏事戈”摹本，其冀写法与此铭冀非常相近，可以确定为秦昭襄王时期。秦昭襄王筑长城，驻守将士使用武器，主要征用于冀。此铜矛即为筑长城时遗留，出土后传存至今。

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县之一，有关冀记载的实物资料并不多见，存世稀少。毛家坪遗址确证了西周时期今甘谷县境内秦文化存在，出土“子车戈”有“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威不廷”14字铭文，但未见有“冀”实物。《秦文字编》汇录“冀丞之印”3方印拓（1315页），为冀县丞官印实证。1995年在位于秦始皇陵以北3—5公里刘寨村出土一批秦代陶片、瓦片，多有陶文戳记，其中有“冀穉”（《秦文字集证》546页），为来自冀“物勒工名”之物。除此而外，未见有著录。

“五十年诏事戈”最初见于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吉林大学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三十六器集录》一文，武陵为秦置县，在今湖北竹山县。目前见于记载有“冀”铭文器，“五十年诏事戈”而外，此为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