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八之“贡举一”开篇说，进士科起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年间火爆起来。以至于出现不论官职有多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现象。这说明，自唐朝考试，“进士”身份不仅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更为当时社会认可度最高的“文凭”和“学历证明”。

唐朝学子一旦拿到“进士文凭”，立刻“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即便有张仪、苏秦那样的口才，荆轲、聂政那样的胆量，仲由（子路）那样的勇武，张良那样的智谋，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搞笑，在“进士”面前，也都黯然失色。由于唐朝科考进士录取率较低，考取进士就可能坐上显赫高位的概率便大大提高，进士出身“位极人臣者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于是，考生呼吁提高主考官品级，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场发生的“两李事件”促成了考生心意，科举考试改由礼部主持，礼部侍郎（正四品下）担任主考官，此后便成定制，直到1905年科考废止。

诚然，科举制替代魏晋以后选人用人的“九品中正制”，摧毁了权贵世袭及官僚机构“举荐”选才制度，无疑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尤其自北宋始打破出身、贫富等限制，不拘一格科考选才并屡次“扩招”，不仅让有才的贫寒之士脱颖而出，推动草根阶层向上层社会的逆袭，也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明发展。

然而，做官一味追求“进士文凭”，既封闭了人才渠道，又造成官官相护、拉帮结派等弊端。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肇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太看重进士文凭，“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太平广记》引用《唐摭言》《嘉话录》《玉泉子》《独异志》等唐代史料笔记，分8个篇章精选了唐代“贡举”及“铨选”的小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唐代著名诗人、水墨山水画派鼻祖王维走了一条捷径，他疏通李隆基最信赖的胞妹玉真公主后，“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杨国忠的儿子杨暄科考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主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惧国忠而未敢定”，便让时任会昌县尉的儿子达抚带着亲笔信上杨府解释。达抚告诉杨国忠：“相君之子试不中。”杨国忠勃然大怒：“我儿何虑不富贵，岂籍一名，为鼠辈所卖！”达奚珣越想越怕，“因致（杨）暄于上第”，不仅乖乖地录取了杨暄，连进士也非常靠前。

“牛李党争”中“李党”领袖李德裕没有“进士文凭”，故“恒嫉进士举者”。他做宰相后，“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从不跟京城才子们来往。唐武宗会昌三年（842年）科考放榜前，主考官王起按规定向他请示，李德裕竟直接将在江西宜春为官时认识的卢肇等3人定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1300年间科举制产生秀才、举人数以百万，而录取的进士不到10万人。能过五关斩六将拿到“进士文凭”的，多数人并非等闲之辈，但像唐代那样通过各种舞弊手段博取“进士文凭”的也大有人在，导致古代官场上大搞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像蔡京、秦桧、严嵩等“进士”出身的大贪大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由此可见，选官重文凭、追求高学历的同时，必须匹配高素质、高品德及实际能力，否则会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