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先生曾任《人民文学》编审、常务副主编，用出版家张守仁先生的话说：“他是一位极有鉴赏力、极敏锐、经验极丰富的编辑大家。是他在自发来稿中发现当时下放在张家口、住在羊圈里干活、一直无人理睬的汪曾祺写的小说《羊舍一夕》，如同泥沙中拣到了金块，欣赏备至，便刊发在《人民文学》上。汪曾祺感激道：‘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培养了李国文、蒋子龙等大批作家，责编了《山那面人家》《班主任》《西线轶事》等大量佳作。

张守仁在《名作家记》一书中，记述了他与崔道怡之间的一次“闲聊”：1996年4月30日，两人同游井冈山，入住井冈山市杜鹃宾馆。当天傍晚下了场春雨，借着雨后清新的空气，张守仁约崔道怡到外面散步。两人边走边聊，张守仁问崔道怡：“你几十年来一直看小说稿，有什么经验？”崔道怡说：“要说经验的话，我也是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稿的体会，总结出五个字，即人、情、事、理、味，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故事、情节；理就是内涵、意蕴、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

张守仁赞赏道：“这‘五字诀’真精彩。尤其是这‘味’字，就好比有人把粮食酿成了酒，更把酒酿出了浓香。”

崔道怡说：“文坛就应像花坛一样，花团锦簇，自由绽放，各呈异彩。”

张守仁说：“现在的热点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当然重要，其实短篇最难写，现在好的短篇小说太少。”

崔道怡深有同感：“现在的短篇大都质量差，且越写越长。鲁迅的《孔乙己》只有2800字，用了4个细节：一开始写孔乙己穿着长衫站在鲁镇酒店曲尺形柜台外喝酒；第二个细节是他说茴香豆草头下面的‘回’字有四种写法；第三个细节是他给每个孩子分一颗茴香豆，孩子们不走，他连忙用手罩住碟子，说：‘多乎哉，不多也’。最后写他穿件破棉袄，盘着的两脚下面垫个蒲包，一副落魄相。这样一写，活灵活现，千古不朽。”

张守仁说：“孔乙己这个名字和他说的‘窃书不能算偷’已成了全民口头上的语言，北京开了咸亨酒店，绍兴甚至成立了孔乙己饮料公司，可见这个短篇影响之深广。”

崔道怡接过此话题继续说道：“要是现在有的作家写这个题材，为了稿费，可能会把2800字拉长成28万，其中还少不了爱情和武打。比如孔乙己在何家抄书，就添个丫鬟，让他和丫鬟产生缠绵、曲折的爱情。孔乙己偷丁举人家的书，被人发现，展开一场激烈的武打，结果被打折了腿……如此掺水地写，有什么味道呢？短篇就是要短，要精炼。”

散步结束后走到宾馆大门前时，崔道怡突然站住对张守仁说：“我总猜想鲁迅先生早年在绍兴街道上确曾看见过一个穿长衫的人站着喝酒、并给孩子们分茴香豆的情景，多年后触发他写出《孔乙己》这个名篇。”

关于这次“闲聊”，张守仁在《名作家记》中说，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聊”，其实是崔道怡“为人与为文的具体呈现，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犹如飞翔在云端、振动双翼、伸直两足、姿态优雅地向前挺进的领头鹤，用它的慧眼锐利地寻找、发现大地上的一切佳品。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赵瑜、徐剑、凸凹们称他是‘国编’，认为他是首席小说编辑家、‘文学摆渡人’——我们这个职业行当中至高无上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