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剧社创建于1941年，实际上只活动了7个年头，那7个年头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中度过的最艰苦的年头。剧社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斗争，其经历之崎岖艰辛，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它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主动宣告解散。

当年新中国剧社用过的社徽是一匹象征任重道远的骆驼。剧社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以及瞿白音等。

一

瞿白音于1910年4月8日出生于原江苏省嘉定县(今改属上海市)，小名昆昆，学名瞿金驹。他的祖父长期远处北方，是位很有学问却不求闻达的名士，京剧大师梅兰芳刚出道时，曾受到过这位老先生的热烈赞赏。瞿白音其母早逝，父亲名瞿顺卿。瞿白音是长子，下面还有个兄弟叫瞿金燕。

瞿家虽说也是书香门第，但在嘉定无恒产，瞿白音自小即养育于王姓外家。他那低微的地位和清苦的生活，使他开始窥见了旧社会的丑恶本相。1931年初，瞿白音与年龄相仿的好友葛正济(即至今尚健在的戏剧家、翻译家葛一虹)、同辈亲戚查良鑅(后以田鲁为别名，蜚声于影剧界)等组织了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编印了一些油印小报。不久又组成了暴风雨剧社，他们还联合了上海骆驼演剧队的陈鲤庭、苏薇、左明等人，连续在嘉定县城内孔庙的明伦堂上日夜演出，所演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帝国主义狂舞》《到前线去》等,大部分是活报剧，收得的票款，悉数捐赠东北抗日义勇军。

通过这些活动，瞿白音专业素养得到极大提升，还与已向专业转化的剧人赵丹、顾而已、王为一等结为好友，他毅然辞去了电报生的职务，一心扑到了戏剧工作上去。 

二

1933年，瞿白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部分时间仍活动在上海。当时他的周围已结集了许多同志和朋友，这些人经济条件都很差，生活清苦，往往既无固定职业，又没有合适的住处，正式排戏、演戏时，非得临时租借电影院或剧场，平时需要开会或进行集体活动，只得采取游击方式，极为不便。这时，瞿白音为大家找到了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689号。那里交通方便，环境幽静，又安全，不易引起反动势力注意。

原来瞿白音的舅父王性之有位大女婿，姓秦，嘉定人，比瞿白音年长十几岁，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过几年书。此人思想开明，很早即向往于栽桑育蚕，提高农作物产量等理想，曾在浦东杨思桥地区办了一所东大农场，尝试种植一批来自法国的蔬菜。其后蔬菜陆续成活，收获颇丰，因而秦友鹤又在霞飞路689号租下了一套三层楼的店面房屋，底层作为东大农场的门市部，楼上两层的四五间房子，最初由秦友鹤本人及其来沪求学的子女居住，及至全家人都从嘉定迁移来沪，另找了寓所，霞飞路689号住的人便很少了。

瞿白音发现了这个情况，自己便首先搬了进去，接着又说服秦友鹤，干脆将三楼的一大间转租给他们所办的业余剧社(在经济上支持这个剧社的据说有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张善琨等几个人)。作为单身宿舍，于是王为一、田鲁等人便陆续迁入。二楼的大间则由白音介绍租给赵丹和叶露茜夫妇，后面的小间住的是单身的袁牧之。其他的影剧界人士如郑君里、王晨、唐纳、章泯、章曼苹、吴茵等都以朋友身份，络绎不绝地在霞飞路689号出入，这里俨然成为当时上海进步剧人的大本营。有人记得当时正在复旦求学的凤子女士,也曾使用这个地方,为曹禺名剧《日出》的上演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初排在内。

三

1937年，武汉、广州一线沦陷后，瞿白音曾和少数同志去过成都，搞了一些翻译工作。他到达桂林是1941年的冬天。

桂林新中国剧社是在1941年10月初组成的，社长李文钊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党则派出了田汉、杜宣等同志在业务上给予支持。剧社成立后就演出了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和杜宣编剧的《南山之什》等，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配合，在后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演剧热潮。可由于在经营上管理无方，以及发生工作人员卷款潜逃事件，使经济陷入了困境，李文钊以无力续办离去。此时，瞿白音到了桂林，他导演了田汉的《秋声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因此剧社影响日益扩大，开始走向稳定。

1942年，剧社计划演出夏衍、洪深、田汉三位名家合作编写的新戏《再会吧，香港》，但由于作品尖锐揭露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的罪行，被一再禁演。后经抗争，虽被迫改名《风雨同舟》，一经与观众见面，效果很好(导演为洪深)。这期间杜宣曾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剧社前一阶段的工作。周恩来指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并拨款济助，于是剧社准备已久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才得到隆重演出。瞿白音在内外行中大受赞赏，此剧被誉为“磨光”之作。

1942年9月中，剧社利用集体前往阳朔旅游之机，进行了短期休整，并通过学习讨论，统一了社员的思想认识，确定了此后办社的三大方针，分别组成经营、艺术、生活三个委员会，以期职责分明，更有利于团体的发展。这次会上，瞿白音被选为理事长。

阳朔会议后，社员立即由杜宣、白音分别率领，离开桂林，前往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作历时一年的巡回公演，先后演出了《重庆24小时》《钦差大臣》《日出》《复活》《女子公寓》等剧目。当他们高举绣着社徽骆驼的红旗，胜利回到桂林时，成员已扩大到50余人，置备的道具和器材已有32只大箱之多。就瞿白音来说，这一时期他对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最大贡献是由他倡议后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

1944年初，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在筹备当年的戏剧节，瞿白音闻讯，便向馆长欧阳予倩建议，把范围扩大到西南7省，节目内容也不限于话剧，而把地方戏曲、马戏、杂技、木偶及少数民族歌舞都吸收进来，同时广泛征集有关我国戏剧运动的史料、照片、模型、实物，布置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展览会。这一计划不仅取得了欧阳先生的同意，而且还得到田汉、周钢鸣、洪遒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演出和展览延续达3个月之久，观众和参观者近十万人次。期间新中国剧社不仅出人出力，还在经费不敷时，连续演出看家好戏《大雷雨》和新戏《戏剧春秋》，以全部收入捐赠大会。    

1944年的夏天，日寇为了在中国大陆上打开一条通道，方便军运，又调集人马，直扑湘桂。国民党队伍一触即溃，衡阳被困，桂林吃紧。当地的豪门巨富慌得席卷所有，争先恐后地滑脚逃命。但爱国进步的桂林文化界人士却在李济深、柳亚子、田汉等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国旗献金大游行，力图振奋人心，挽救危局。新中国剧社同仁还突击创作,演出了5幕10场的大型活报剧《怒吼吧，桂林》。直至敌人越追越近，桂林当局宣布紧急疏散，剧社才撤往柳州，在那里与四战区的政工大队会合，演出了《同盟军进行曲》。后来到了安顺，又与演剧四队合作，于1945年的元旦，演出了周钢鸣、瞿白音编写的《岁寒图》，记录并控诉了湘桂道上数十万人大溃退的空前悲剧，台下的群众看后感动得哭泣起来。新中国剧社的全班人马于5月中旬安抵昆明，在那里处境仍然很艰苦，直至8月初，剧社才获得当地警察局的批准，演出了沈浮编剧、白音导演的《金玉满堂》。

四

抗战胜利，国内局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剧社除留下一部分人员，推选导演汪巩负责主持仍在昆明演出外，其余则按计划与需要，分道东归或南下。瞿白音和13位同志先去广州，打算在那里站定脚跟，徐图演出。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破坏，瞿白音等虽据理力争，相持数月，工作仍无法开展，不得已按照党的指示，暂时转往香港。

解放战争期间，瞿白音等基本上都工作在香港，虽然剧社无法恢复，但大家并没有闲下来，有转入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瞿白音除经常搞些创作和翻译外，也曾支持私人经营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拍摄了几部好片子，如欧阳予倩编导的《野火春风》，因欧阳先生年高体弱，瞿白音代替他执行了一部分导演工作。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水上人家》，并把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电影，效果很好。大光明的老板名义上是著名演员顾而已、顾也鲁，但经济上主要依靠卢绪章领导的广大洋行，因此，也可以说大光明影片公司是由党领导的。    

瞿白音和1943年曾在广西艺术团工作过的田念萱共同生活后，在香港时只租赁了枣梨雅道7号楼下一间斗室，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住在他们楼上的是知名演员舒适、慕容婉儿夫妇，彼此志同道合。    

五

瞿白音、田念萱于1950年春天从香港来到上海，经组织安排，瞿白音进入公私合营的长江制片厂，担任公方厂长。他到任将主要精力扑在刚接受的任务上。当年长江制片厂就拍成了宣传婚姻自由的故事片《两家春》，他自己还译出了苏联名剧《莫斯科的黎明》，并着手翻译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自传性专著《我的艺术生活》。

瞿白音因长期熬夜，生活习惯不规律，身体欠佳，面色发黑。1956年期间，非洲国家有些影剧工作者前来我国访问游览，瞿白音被指定担任接待工作，后来那些非洲朋友在他的陪同下到了广州，晚上当地文艺界人士开会欢迎，交谈十分欢畅。时任广东省文联主席、作家欧阳山指了指瞿白音，向邻座的司马文森说：“那位非洲朋友的中国话讲得真不错啊!”会后瞿白音知道了幽默地向欧阳山说：“鄙人早已归化中国。”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开幕前夕，出席会议的通知已送到了瞿白音病榻前，他自己也极想抱病北上，与众多文艺界的老战友重新欢叙一堂，可第二天的晚上，瞿白音摔倒后卧床不起，10月1日病逝。瞿白音逝世的噩耗一经宣布，所有在场的同志无不扼腕叹息，痛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