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有效抗击日寇和惩罚汉奸，中共甘宁青特委决定：在甘肃靖远成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组建工作由王儒林全权负责。

王儒林（1906—1993），靖远县糜滩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交际处长、农业厅林业处长、民革甘肃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1932年5月，配合谢子长参加了靖远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在靖远县水泉堡参加了谢子长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遭到数次联合进攻。最后，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王儒林也转道宁夏。

1933年3月，王儒林遵照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以“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身份在靖远北湾一带招收新兵。消息一经传出，散落在靖远、皋兰、榆中等地的原陕甘游击队员纷纷赶来，曾与游击队有过联系的薛宝山、张子明等人也率众投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400人。

1933年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榆中县园子岔宣告成立。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孙作宾以特委军委书记身份参加组织领导工作。创立之初，义勇军编制为1个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吕振华、孙绍堂、王丕荣分别任一、二、三中队队长，吕明成、常焕章、宋占奎分别任副队长。

西北抗日义勇军之所以要将指挥部设在园子岔，就是因为园子岔地处靖、榆、皋三不管地界。义勇军成立后，一边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边号召农民踊跃参加义勇军。此外，义勇军还邀请著名篆刻家陈鼎用先生篆刻了“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印章。

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为解决农民的籽种和春荒问题，义勇军惩治了两个大土豪，并将百余石粮食分与农民。消息传出后，远在靖远平堡、北湾、蒋滩等地的农民纷纷响应。一时间，西北抗日义勇军名声大震。

3月底，兰州水北门在贺晋年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起义成功后，贺晋年率部与王儒林率领的义勇军汇合。从此，义勇军增编了1个大队，贺晋年任大队长。随后，义勇军转移于皋兰北山红砂岘（今白银区武川乡）一带休整。4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在红砂岘开会，突遭甘、宁、青三省骑兵的包围。几日前，马步青驻永登马二虎所部黑马队、马鸿宾三十五师冶成章骑兵旅一部、兰州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之袁福昌团、绥靖公署张绍武骑兵连以及驻靖远李贵清营等约5000余骑兵，从四面八方向红砂岘集结。情急之下，总指挥王儒林率十余人在前山阻击，孙作宾则率主力退守后山。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因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王儒林、孙作宾等人不幸被俘。战斗中，贺晋年和吕明成带领60余人成功突围，参谋长张子明和三中队长王丕荣各率百余名战士从不同方向冲出了红砂岘。

贺晋年和吕明成等人突围后，因不熟悉地形，就藏在红柳沟窑洞中靠挖野菜充饥。两天后，他们突遭冶成章骑兵旅的袭击。吕明成枪法精准，手举双枪打死了不少敌兵。然而，敌人见状后就集中火力对付他，吕明成不幸身负重伤。负伤的他仍率义勇军战士顽强抵抗，最后壮烈牺牲，而贺晋年等4人不幸被俘。

王丕荣、宋占奎率众突围后，退至今白银区王岘镇灰土涝池不幸遭遇马二虎黑马队。因弹尽粮绝，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王丕荣受伤落马，敌人以为他已经阵亡，便扬长而去。后经群众救治，王丕荣才得以脱险，其余人全部牺牲。

为了营救被俘的义勇军官兵，张子明及杨得胜率众赶往皋兰后长川，途中遭到马二虎黑马队和冶成章旅的联合夹击。子弹打完后，他们端起刺刀冲向敌人，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还击。除张子明、杨得胜等个别同志脱险外，其余同志均壮烈牺牲。国民党军队担心被俘的义勇军战士会逃跑，便用绳子将他们串在一起。随后，他们将总指挥王儒林等35人一起押往兰州。在途经后长川时，在战友的巧妙掩护下，王儒林得以脱险。抵达兰州后，孙作宾和李慕愚在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多方营救下获释，而吕振华等人均在兰州英勇就义。

1993年4月6日，遵照王儒林的遗嘱，家属将其部分骨灰撒在了武川红砂岘，以陪伴长眠于此的战友。红砂岘一战，义勇军虽然遭受了灭顶之灾，但他们浴血奋战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们奋勇向前。时至今日，红砂岘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文史工作者来这里缅怀先烈。这场血战，不仅展现了义勇军战士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且为甘肃的革命斗争史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