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青年作家张天虚驰骋抗日战场，创作了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和战地通讯，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茅盾评价说：“那时（指去世）他还不到三十岁！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

一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1911年12月8日出生在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和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读书期间，参加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努力会和娱乐会，从事革命活动，与聂耳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为躲避反动当局迫害，他与聂耳相继前往上海。在上海，他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并创作出版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描写了潘祥生由贫苦农民成为红军战士、王振武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铁轮》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新的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步的政治中心。张天虚根据党组织安排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担任通讯股长。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胜利。“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决心。

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当毛泽东看完演出后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9月22日，西战团40多人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迟迟不肯散去。

在此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两个俘虏》《雪山道中》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两个俘虏》是一篇2.5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是张天虚在西战团的“一部经验的实录”，已编入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活丛刊》中。茅盾评述说：“《两个俘虏》是第一次把一个值得我们用力钻研的问题提出来了!抗战已经一年，但是我们‘对敌的研究工作’，做得实在太少。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至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入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这篇报告文学，展开了敌军士兵的心理，指出了他们曾经怎样被欺骗与麻醉，但也指出了欺骗与麻醉终于经不起正义真理的照射……在这里，就有我们长期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正确理论之事实上的明证，——两个顽强的俘虏终于感悟而调转枪口了。”

二

1938年4月，由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184师师长张冲与师政训处主任张永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秘密会晤，请求中共选派工作人员到184师工作，而且要求是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决定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张子斋、尹冰等赴184师。在延安临行前，朱德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

在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就做了些“交朋友”的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张冲决定在184师成立纠察队，由张永和任队长，张天虚、蒋南生、张子斋任干事。不久部队开往台儿庄前线，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展开了该师的思想宣传工作。

184师驻扎在台儿庄及城东南禹王山一线，设立防御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壕采访战士，收集资料。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捻笔杆子的，但打起杖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写下了战地通讯《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始终坚守在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1938年5月18日，第60军奉命撤离台儿庄及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宁可扔掉穿的和吃的东西，也不舍得丢掉日记本，他在黑暗中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鲁、苏、皖、豫突围之一》，他在文中写道：“我把一本还没有丢却的敌人日记，当中有三页空白的，便在一页上摸索地写了：同志们，请转告我所有的同志和朋友，不要念我，加强斗争的决心和信念，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键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踏着我们的血路来！我把它撕下来塞在衣袋里。全身烧着杀敌的热火，眼睛搜索着前面，轻轻地放着步子。”

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突围。张冲总结经验教训，命令部队在拂晓前开拔，因为此时是敌人最麻痹的时候。果然，他们在一个叫徐芦的小村附近，打了一个漂亮仗。张天虚在这次战斗中，更深地感受到张冲的果敢指挥，看到了滇军的英勇无畏，他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杀过单城集》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

部队突围后，来到汉口东南的宋埠整编待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正在组织许多演出队宣传抗日。张天虚和蒋南生邀请了陆万美任队长的第6演剧队来184师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沙家店》，反映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方和反汉奸斗争，部队对这些节目评价很高。借此机会，张天虚、周时英向张冲提出成立自己的演出队，张冲对此大加赞赏，给予大力支持。蒋南生到汉口找到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何礼，挑选了10多个有文艺专长的青年组成演出队，取名为“随军工作团”。

1938年9月至10月，张天虚随184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在阳新、排市战斗中，给日寇以重大杀伤。

三

1939年初，张天虚回到昆明后，在登华街竹子巷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址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曾在《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当过编辑，并给《南方》《战时知识》等进步刊物撰写杂文。

不久，张天虚接到组织通知，疏散到晋宁盘龙寺附近的省立昆华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教学中他不断激发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带领学生出墙报、写文艺习作、到附近村庄参加田间劳动以体验农民生活。该校的三青团负责人兼校长叫王振，对他从不满发展到排斥。未满一年教书生活的张天虚只得离去。

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开明民族资本家苏莘农在个旧创办了《曙光日报》，宣传抗战和统一战线，任命张天虚为主编。可张天虚因身体虚弱未能到职，待病稍好后，他又接党组织指示，先后到南洋及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他经常到华侨中去演讲，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为《中国新报》等撰写的社论、文艺作品在百篇以上，同时还完成了一个10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初稿，后连载在马仲明主编的《云南日报·昭通版》上。由于繁重的工作，张天虚的健康再次受到严重影响。1940年底，党组织派人从仰光把张天虚护送回国，在昆明云南服务社休养数日后，即回到呈贡老家疗养。郭沫若在为张天虚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

1941年8月10日，不足30岁的张天虚因病情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在马仲明、蒋南生、宁坚等同志的努力和张冲的过问下，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死后又相聚。张冲为其题写了“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墓”；他的战友张子斋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郭沫若为其墓碑上作铭曰：“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