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美誉。

于右任先后筹组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后又创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他主张以学救人，曾宣言：“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为近代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他尤擅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从而成为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

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名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从此，他长期主持监察院，努力创建监察机构，制定监察制度。他上任后，真的打了一批老虎。仅1933年一年，被“打”的省主席就有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浙江省主席张难先、热合省主席汤玉麟等6名。

1949年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飞往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荡气回肠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离情绝唱。

于右任来台后婉拒了蒋介石给他准备的花园洋房，住进了一所普通公寓——“梅庭”。这是他长年避暑之地，更是避寿、避官说之地。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作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告诫青年人最重要的是“立志”，他说：“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思齐，知所奋勉。”

常人难以想象，于右任晚年病重时常常“没钱住院”。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5月初在疾病没有康复的情况下因缺医药费便提前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重新住院，但因为缺少住院费用，便将此事一拖再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身为高官的于右任，又是当代书圣，可谓一字千金，何以穷困得一贫如洗？

于右任一生注重名节，为官清廉，从不以权谋私，除了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取。他不过生日，不办寿宴，也谢绝宾客拜寿。他生性豪爽，赐人字墨从不收润笔。而且遇到借钱者，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当年许多学生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听闻于右任乐善好施，都到“监察院”门口借钱；门房转告后，于右任没见到人、也不问是谁，立即提笔交待先预支薪水借给他人，不要借据也不求回报，不够预支就向副官借钱。于右任每到月未，生活便捉襟见肘，有时还要靠借贷度日。他却说：“穷，是我的光荣。”

1964年11月10日晚，于右任病故，终年86岁。弥留之际，人们打开他最为珍贵的保险箱，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只有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他的三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人们无不唏嘘凄然，顿生敬佩景仰之心。

一生功名，两袖清风。“落落乾坤大布衣”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