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国民党政府一直严厉封禁陕北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这不但让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和民众遭受蒙蔽，连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也既疑惑又好奇：延安、陕甘宁边区究竟是怎样一片天地？共产党、八路军都在干什么？

1944年2月，驻重庆的10多名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到延安解放区实地参观、采访。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勉强同意中外记者组团前往延安。

不久，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赴延安采访团”在重庆建立，采访团的外国记者有美国《纽约时报》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汗、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的莫里斯·武道，苏联塔斯社的普罗岑科共6人，还有国民党统治区《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报刊记者赵超构、孔绍恺、张文伯等9人以及翻译、医生和陪同人员。当时，延安和各解放区曾先后接待过单独来采访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诸多外国记者，但国际各异、媒体不同的记者团队来访尚属首次。

中共中央对采访团的到来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指示延安各部门，要把握好“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的原则，尽量安排记者们多走走、多看看。介绍情况时既要说成绩，也要讲缺点，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

1944年5月31日，采访团进入解放区，他们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的窑洞招待所。据斯坦因记述：“我住下来了，但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吧’，我们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采访团到达的第3天，恰好离延安20里外一个叫“羊角沟”的小村举行“人民参议会代表”选举，记者们步行1小个多时赶到村里，选举刚刚开始，村民密密麻麻地坐满了院子，一块大公告板上写道：“凡满18周岁的村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财产、性别、民族，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过筛查，652名选民中有3人未满18岁，没有选举资格。选举采用“烧香窟窿”的办法，就是点燃烛香，如同意候选人就在名字上烧个窟窿。亲眼看到解放区最基层的民主选举，爱泼斯坦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这听起来是不是真实，但是它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他们在回答提问时重点指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

6月16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兵团接待采访团；22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大礼堂，向中外记者作“中共抗战情况的介绍”；24日，延安文化界的周扬、吴玉章等人在边区银行大厅与中外记者举行文艺座谈。

而后的日子，采访团从边区政府到部队驻地，从学校医院到工厂农村，从社会团体到居家住户等，逐一采访、参观，了解、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和第一手资料。

1944年10月下旬，外国记者们结束了5个多月的解放区之行，他们回到重庆后，写出大量介绍延安、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海外报刊上。斯坦因在1945年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详细记述了在延安的见闻和感受，解放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农工商各业状况，引起广泛反响。爱泼斯坦也先后出版了《北行漫记》和《中国尚未完成的革命》两部专著，用大量事实、调查和对话，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决心，展现出抗日根据地的美好前景，这些书籍还被译成中文出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