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学在我国古代称为本草学，是研究药物名称、性质、效能、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的一门传统学科，是我国传统医学中药物学和方剂学的基础。

我国药物学产生很早，相传是从远古时期神农氏尝百草开始的，本草学就此逐渐发展起来，历朝历代在本草学的发展中不断取得成就，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药物学内容，也对研究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微生物学和化学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一些药物学著作失传了。20世纪初,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被发现，使得封存了1000余年的5万卷珍贵文献资料重现，医药文献就约有50余卷,其中，医经10余卷,本草7卷,医方30余卷。在本草学类中，主要发现了南朝时期梁代陶弘景的《本草集注》，唐代李勣、苏敬等的《新修本草》和唐代孟诜撰、张鼎增补的《食疗本草》等3种药物学著作。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专著，其成书年代在汉晋之间，收录药物365种，把药物分上品、中品和下品三种，记述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产地、别名等，尤其是提出的君臣佐使、四气五味、七情和合、阴阳配合等药学理论，奠定了中医药物学的基础理论。到了南朝时期梁代的陶弘景，又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医用药物365种，并为之作注，名为《本草集注》，有“本草正典”之称。陶弘景的《本草集注》总结了魏晋以前本草学成就，创造性地提出“诸病通用药”理论，共收录药物730多种，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等类，在分类学上较《神农本草经》有了巨大进步。自唐代《新修本草》刊行后，《本草集注》即受到冷落，宋代就失传了。敦煌遗书中的《本草集注》前残数行，后均完好，卷末“《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抄写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本草集注》残卷，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是1914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劫往日本，次年由我国学者罗振玉影印出版了《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为敦煌医药文献刊布之始。《本草集注》的发现，使人们重见了千年前的古籍，从中可以了解到原书本来面貌，也可以订正许多后代本草著作引用该书时断章取义所造成的讹误，使人们得以考知《本草集注》在药物分类、采治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我国的药物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至四年（657年-659年），唐朝政府组织人力，由李勣、苏敬主持编成《新修本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学著作，也是世界医药史上第一部国家颁布的药典。全书54卷，收录药物844种，首次增加了药图和图经的内容，成为后世草本学编撰的模本。在唐代，《新修本草》取代了《本草集注》，到北宋《证类本草》之后，《新修本草》也在我国渐渐失传，只有日本还存有11卷。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新修本草》有多种写本（P.3714、P3822、S.4534、S9434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李盛铎藏本），主要为卷十以及卷十七、卷十九残段。P.3714为卷十，自“甘遂”至“白蔹”，存30个药名，用以补日本传本之阙，也可以校订传本之误。同时，《新修本草》的发现，客观上证明了我国第一部药典，比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这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在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医药学著作--《食疗本草》。《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学专著，是由唐代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孟诜编撰、唐玄宗开元年间道士兼医学家张鼎补充，收录药物207种，以专讲动植物的营养和药用医疗价值而独具特色。编撰者总结了历史上名医扁鹊、华佗等人的治疗经验，又曾跟随唐代名医孙思邈学习。因此，《食疗本草》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是一部价值颇高的药物学著作，但也在宋代之后亡佚。敦煌遗书中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前残后缺，后书题名，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76。《食疗本草》残卷137行，每行20余字，共2774字，始“石榴”至“芋”，存药26味，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朱墨分书，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每味药的主治、药效、毒性、禁忌、方剂配伍、单方验方及服用方法等，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食疗本草》的发现，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孟诜不可多得的史料，同时，使人们了解唐代人对食物疗效认识水平。

总之，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本草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3部药物学著作残卷，虽然内容并不多，残损比较严重，但是它们是原本的抄写本，使人们对它们的本来面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而且为研究唐及其以前的药物学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