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在京城朋友的引领下，我们辗转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故居。

谓其“辗转”，并非虚言——刘春霖故居的确切位置在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石附马大街）以南的西智义胡同2号。此地旧称“猪尾大坑”，住户们嫌其称不雅，所以对外均泛称“石附马大街”。我们在石附马大街兜兜转转，才最终找到西智义胡同2号。可惜，状元故居原貌全无，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所大杂院：原南开的大门也改成了西开小门，新建的房屋将曾经的空场院落占据，进出的路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胡同，蜿蜒简陋。我们从小门进去，穿过胡同，进入院中。院内住着多家住户，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没有花草树木，只见青砖瓦墙上的晾衣绳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最显眼的是中院那一排高大的青砖北房，依稀可见旧时的模样。尤其是房檐下的雕花石板，见证了百年风雨，顿时让人读出了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变迁。京城朋友说：这排青砖北房，就是状元当年的住房。

我环顾着院中的四周建筑，细细打量着青砖北房的一砖一瓦和古香古色的石雕画，试图从上面读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的过往纹理。

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青年时即以诗文、学识称道于士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中甲辰科状元后，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刘春霖成为“末科状元”，“第一人中最后人”。

其实，我对这所故居的仰慕，不仅仅因为它是末代状元的府邸，更是钦佩于这位“第一人中最后人”的铁骨脊梁。在日伪统治时期，这位末代状元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三次拒绝与日伪合作，铁骨铮铮，大义凛然。

不崇高位崇高行——拒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植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5年3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的诏书，前往北平去请赋闲在家、颇有社会威望的刘春霖出山，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郑孝胥的使者带着重礼，找到了已经63岁的末代状元，递交了诏书。刘春霖当场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出山。郑孝胥大为光火，亲自携带重礼来请刘春霖。刘春霖一脸怒气：“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说完，便将郑孝胥等人驱逐出府。两度登门碰壁，溥仪和郑孝胥极为恼火，但却又对这个“倔老头”无可奈何。

平生志不在温饱——拒绝为日本商铺题匾

刘春林的书法堪称一绝，尤以楷书享誉京城，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七七”事变以后，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日本人开的商铺，有个叫加藤的日本商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了家自行车行，携带重礼请刘春霖为自行车行题字。刘春霖一看是日本人来求字，当即严词拒绝。加藤不死心，第二天带着四根金条来到刘府称只题四个字，一字酬金是一根金条。“润笔”委实可观，可刘春霖眼都未扫一下：“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第一人中最后人——拒任伪北平市长

1940年夏，刘春霖留日同窗王揖唐出任日本人操纵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上任伊始，他便想以同窗之谊请刘春霖担任北平市长，一来助他一臂之力，二来让他在日本主子面前倍有面子。刘春霖猜出了王揖唐的来意，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命人抄了刘春林的家，强行拉走了全部家当，包括刘春霖收藏多年的珍贵藏品。而且还将古稀之年的刘春霖赶出了家门，使其流落街头。重压之下，刘春霖依然没有屈服，他愤愤地对王揖唐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经此变故，刘春霖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老百姓仰慕这位晚节铮铮、大义凛然的末代状元人品，钦佩他怒斥汉奸、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主义义举，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制作了两块金匾“义士状元”“中华脊梁”高悬于灵堂之上。刘春霖的遗体葬于河北保定西郊的鲁岗村，其墓志铭上刻着：“退隐林下，忧国忧民；痛斥贼寇，豪气千钧”——民心如秤，天理昭然！

走出状元故居，京城朋友深为未能让我看到故居原貌而歉疚，而我却觉得这一趟故居之行收获满满。我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末代状元刘春霖用他残存的故居遗迹昭示后人：名利权势易逝，民族气节永存！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不正是这些隐在历史长河中的仁人志士，用不甘沉沦、奋起抗争、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世界东方写下了大大的“人”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