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先生来小城做了一场关于文学的讲演。先生自谦“说的没写的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先生不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他的叙述是缓慢的，如同深静的河水，没有卷起千堆雪的激越。他是全程微笑着的，端坐着的，没有过多的肢体语言来互动现场和他自己的表达。这是一场让人安静的讲演，听热闹的人或者会恹恹欲睡，但思维一直紧跟并积极思考的听众，一定会感受到平静中的力量。

苏童这样评价先生：“儒家的，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有旧文人的气息”。

在小城的礼堂里，我听到的叶先生，却并非如此。先生在全场讲演中，主要有三个论点：一、文学应远离成功学。二、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三、请不要刻意深沉。围绕这几个论点，先生没有惊人之语，却以平淡的语气说出，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大家气象，也显示出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心有猛虎的人——只是这头猛虎雄踞于现实之上，凛凛地打量着这个繁复的世界。

这些论点并非标新立异。

首先，先生是个平常人。女儿日记里的叶先生，会跟我们一样焦虑，跟我们一样与下一代有代沟和战争，会说出“你以为我没打过你，就不会打你吗”这样的话。会与我们一样糊涂，对前途并无理性的安排，考大学是因为“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会与我们一样贪玩，以至于大学毕业的时候，留言簿上全是“你真会玩”“你真是个快活的人”之类的评价。会跟我们一样小富即安，他说“那年头当个工人，基本上已经是个白领了，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

其次，先生是个诚实的人。他说“我建议学生们认真读好语文课本，不用看太多的世界名著，一是因为理解不了，二是因为课本规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首先是要应付高考”。“高考嘛，就是这个硬道理，过关万岁。”他认为考试没什么不好，他说：“我不是个善于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我喜欢考试，毕竟这个相对公平。考试可以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家一般是有“自由不羁”的标签的，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父亲、老师和寻常大叔的叶兆言。他并不在意别人因为他不够“不羁”而抨击教材和考试制度，对于强大的存在，他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妥协的。

再次，先生又是大格局的人。大格局来自大视野，先生的视野来自于个人修为，来自于古都南京，当然一定与他的家庭有关。

在提问环节中，先生对“请谈谈您的祖父叶圣陶先生对您的影响”一问颇不感冒。他说前不久去郑州开新书发布会，展方悬挂的条幅上赫然写着“热烈欢迎叶圣陶孙子叶兆言先生”，让他非常不爽。他说：“写了大半辈子，出了几十本书了，还被称为‘孙子’，这感觉不是滋味。”这句话里，锋芒一放即收，令我窥见先生温和中的刹那冷峻，这也许是他作为先锋作家的底色吧——他彻底否认了家庭对他文学上的影响：“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关于这一点，南京的家父和北京的祖父伯父有着惊人的一致。……受家庭影响，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考虑学什么都有可能，可以考虑数学，化学，医学，甚至林业，这都非常自然，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先生特殊的家庭环境，少年陪伴祖父的时光，接触的优秀人群，对他的眼界的拓宽，格局的扩展和奠定，一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对世界的考量，一定会有更高的视点，更远的视界，更准的视角。

这样的叶兆言，才会有这样的观点。他真诚，不做惊人之语却隐有风雷之声；他有妥协，有超拔，只忠实于内心；他不以夺人眼球的方式呈现，平淡如说家常。这三个论点，其实是有关联的，核心在于第一个。

说到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先生说道：“文学就像爱情，它不是非有不可的，就像我们大多数家庭一样，没有爱情依然可以维持。但有了爱情，生活就会美好很多。”他说，以文学的方式生活，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是最适合他的生活。他说：“别的活我干不来、不想干，唯有写作我干不厌。”他说：“写作是一场冒险，是惊艳的旅行，是一种等待，写完上一句后，你等在那里，想下一句该怎么表达，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他说：“文学并不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只是我热爱它罢了。”而能在别的工作上找到快乐和成就感的人，不一定要去从事文学，“作家就应该像普通人一样，他不应该有光环。”

叶先生常被问到：“在鲁迅面前，当代作家是否觉得汗颜？”他说他对这样的提问不以为然。他相信当代作家的成就一定会被认同。他说他对“伟大”、“崇高”、“自由”、“道德”这类的光鲜的大词保持警惕，对“深刻”保持警惕。他真诚地看着后排的学生们，温和地告诫，作文要真实，不要想着拔高，你的阅历、厚度、高度和宽度，还不足以让你具有冲击出珠穆朗玛的能量和能力，而强行拔高就像拼命给一个气球充气，即使不爆裂，也让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内在的空洞。转而他又告诫在场的写作者——这时候的语气却是带着一点冷讽的——他说，不要模仿小孩说真话，其实没有皇帝，不要拿那个不存在的皇帝说事，要真实，真诚地、谦卑地感受这个世界，不要装腔作势，不要以伪装的深沉来掩盖自己的浅薄和躁动。你得老实，你呈现出来的越真实，你就越深刻。你理解不到的深刻，会有别人或后人帮你理解。

由一个钳工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无疑是一个励志人物，但在他的整个讲演中，“享受文学”、“远离名利”、“让文学远离成功学”却是提的最多的短语。在回答“如何将一篇小说改好，发表出来”的提问时，叶先生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他说，在写之前，你认真做了准备；写之中，你全情投入；写之后，你通篇打量，做了修改，那么你就享受了过程，能不能发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谈到对“地域文化对小说的影响”时，叶先生的回答也是惊骇四座。他说，我认为没有多大关系，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企图以地域文化来讨巧是没有前途的。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你文字自带地域的信息，不必刻意追求。这是一个与大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不一样的观念。

考量两个提问和两个回答，叶先生的文学态度清晰起来：忠实，享受。他回忆起自己刚刚从事写作的那几年，眼神温情起来。他说他最初的小说是写在台历上的，那一年暑假，他一口气写了八个中篇，而且都发出来了，自认为极有文学天赋。可是接下来的整整五年，他写了更多的小说，却没有一篇发出来。他焦虑，怀疑，失去信心，就像困在笼子里的狮子。

“会不会是您祖父特意嘱咐各杂志社，不发您的作品，以磨练您？”有人这样发问。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张居正。张居正两岁识字，五岁入学，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以其才华，必然折桂登科，但作为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为了铸造“国器”，却故意让他落选，以使他遭遇挫折，潜心自省，以防骄傲自大，目空一切。

叶兆言笑了。

他说，没有那么多鸡汤，文学不是成功学。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我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但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沉寂的五年，让我那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我平静下来，做了深刻的内省，我明白我是从心里热爱文学的，我离不开它，那么只有无怨无悔，不管能不能发表。是这五年，而不是前五年，让我彻底爱上了文学，将这一生许给文学。我相信久爱、深爱一定会清洁自己、感动对方，太容易得手反而没意思。

“我说这个，并不是励志，而是告诉大家，爱是单纯的，因而才是美好的。文学要远离成功学，就像女孩子一定要嫁给爱情。”

说完，叶先生微笑地看着大家。他的卧蚕眼慈和淡然。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然后被一阵由衷的掌声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