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创作以小说著称，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曾在1987年、1988年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一生历经风雨，跌宕曲折，但他淡泊自守，荣辱自持，如其所言“不管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在艰困寂寞的人生追求中成为伟大的文学孤勇者。

1928年，年仅26岁的沈从文在徐志摩的推荐下进入上海中国公学任教。第一节课沈从文面对学生以及很多慕名而来的听众十分紧张，竟然在讲台上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好不容易能够开口了又慌忙地讲个不停，仅用了十多分钟就把预定一小时的内容全讲完了。沈从文极度尴尬，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虽然第一次上课极其失败，但沈从文没有灰心，经过不断练习，很快他就能够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了。

1933年，丁玲、潘梓年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沈从文参加发起文化界营救丁玲等人的活动，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愤怒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国民党特务文人张铁生在《庸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沈从文为丁玲辩护并造谣诬蔑丁玲，为此沈从文准备向法院起诉，迫使《庸报》向沈从文赔礼道歉。

1934年3月，沈从文发表了《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的禁书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愚蠢行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此文一发表，立即遭到国民党报纸《社会新闻》的攻击，咒骂沈从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他的一篇描写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战士英勇斗争的小说《过岭者》以及长篇散文《记丁玲》，也都遭到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的删削。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代，沈从文凭着自己的良知，对统治者滥用手中的权力摧残民主、虐杀无辜、钳制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却遭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被视为“没有思想”“空虚作家”“文体作家”，他一度陷入不被人理解的彷徨，但沈从文并没有沉浸在孤独苦闷之中，而是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文学的海洋，作品是最有说服力的。上世纪整个三十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中篇小说成名作《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短篇小说集《虎雏》《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皆写作或出版于这一时期。

1943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沈从文当教授，月薪360元，而当时同在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月薪大概400多元。据传刘文典瞧不起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在投票会上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要能当教授，那么我就是太上教授，陈寅恪才是教授，陈寅恪能拿400元，我能拿40元，朱自清能拿4元，沈从文只能拿4毛。”

有一次躲日军飞机，师生纷纷奔逃，刘文典正往防空洞跑，见沈从文也跑，就和人说：“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怕没人教《庄子》，学生跑是为了将来，他沈从文跑什么？”面对刘文典的调侃贬损，一些守旧的研究国学的教授也瞧不起沈从文，认为他没有学问，社会上也有人无端攻击他“根本谈不到什么派，也就始终谈不到思想。”但沈从文都没有放在心上，不但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还坚持培养新的文学青年，他潜心教授“各体文写作”和“中国小说史”等新文学课程，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造就了汪曾祺、林蒲、刘北汜、赵瑞蕻、卢静、白平价、马瑞麟等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领军人物。

文革期间，满墙的大字报揭发沈从文，他工作室里的几书架珍贵书籍遭到烧毁，还被安排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沈从文却这样幽默地回答。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在沈从文凤凰故里的墓碑上铭刻了他的一生。“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他宠辱不惊，淡看沉浮，“苦难的日子里飘满了荷花的清香”，以文学孤勇者的淡定与从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