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山西有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名叫张穆。他是继祁韵士之后，从事我国西北边疆地志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蒙古游牧记》，与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和《西陲要略》有同样的价值和声誉。

张穆(1805—1846)，本名瀛，字诵风，平定州大阳泉(今山西阳泉市大阳泉村)人。张穆6岁时就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读书很刻苦，曾经写过一句条幅来勉励自己:“修身如补屋，一处不密则漏”。道光十一年(1831年)，张穆26岁时经过省考，取得了“优贡”的资格，被送到北京国子监继续深造。在京城，他经常和何秋涛、何子览等学者名流在一起探讨学问。他们涉及天文、历算、地理、历史、文章、诗词等方面，几乎无所不谈。每次聚会，张穆总是虚心向名家学习，并能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提出独特的见解。由于张穆勤奋努力，进步很快。当时学者们看到他的文章非常赞许，说他有东汉崔瑷、蔡邕之才华。

道光十八年(1838年)，张穆到江南旅行，写了许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词。第二年，张穆参加顺天府的考试，因为带酒入考场，被监搜官误认为有夹带，虽然他据理力争，结果还是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这件事对张穆的刺激很大，立志从此不再参加应试，决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张穆研究学问，态度谦虚，实事求是。当时的大学者阮元曾经赠送张穆一幅对联，赞扬他：“讲学是非求是实，波书愚知在虚心”。张穆不仅精通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学科，对于兵制、农政、水利也都有深刻的研究。他的书法端庄、秀逸，自成一家。当时向他索取题词、题字的人来往不绝，得到他手书的人，如同得了宝贝一样，精心珍藏。那时候，张穆已经成为“宏通博雅，名震京师”“著作满家，发言惊人”的著名学者了，连在京城的一些公卿、大夫也争着与他交往。

张穆的著作很多，刊行于世的主要有《角斋诗文集》《顾亭林年谱》《阎百诗年谱》、《张佩芳年谱》《靖阳亭札记》《延昌地形志》和《蒙古游牧记》等。其中《蒙古游牧记》学术价值最高，也是他的代表作。

张穆编著《蒙古游牧记》和祁韵士的《藩部要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初祁韵士的儿子祁寓藻在刻印《藻部要略》时，请张穆校订。张穆在校对、审核的过程中，很受启发。他认为，自古以来的地理书，有按年代顺序编排和按地区编排两种体例，就象表和里一样，能互相衬托和弥补不足。祁韵士的《藩部要略》是编年体，需要再写一部纪事体的西北地理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穆以《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为蓝本，参考其它有关著作，以内、外蒙古各旗为单位，依次对其地理位置、山川河流、城镇沿革、名特产等方面加以叙述，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注释。

但是，正当张穆即将完成这部著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儿子先后染上了当时流行的疫病，相继去世。天灾人祸，连续发生，终于夺取了这位“名震京师”学者的生命。张穆去世后，他的好友何秋涛对《蒙古游牧记》的稿书加以整理，并做了补充，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撰写，实现了张穆生前的夙愿。

当时的农学家、学者祁寓藻曾经详细阅读了《蒙古游牧记》，并作了深刻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世上有才华的学者很多，但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称得上不朽的，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阐述古书的意义，做到实事求是；一是论述今日的事实，做到实际运用。这两个要求一般是很难在同一部著作中做到的，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做到了。”他认为，过去的地志书中只是虚有蒙古这个名称，对于蒙古的山川、要塞、都会、形势等都缺乏系统的记载，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弥补了这一空缺。它和前代的地理名著相比，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能够并驾齐驱。

张穆一生致力于研究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他和祁韵士共同开辟了研究西北地志学的途径，从而导致了清朝晚期研究元朝历史的高潮。他们对学术界的这一贡献，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赞许。不仅如此，张穆对于学习，主张结合实际，要培养人才。他鼓励人们去研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望远镜、火轮船、测天仪、水车等，目的是要富国强兵。张穆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爱国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