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鼎昌，字宜之，1899年4月生于宁县太昌镇任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0岁，他进入太昌镇高等小学读书。这所创建于清末的学校，有好几名贡生任教，师资雄厚，教学认真，学风浓郁。聪明好学的他，发奋读书，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17年，任鼎昌考入平凉的甘肃省立第二中学。他办事稳健，待人诚恳，品学兼优，加上练就的一手好字，受到老师、同学们的赞许。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消息传来，他十分振奋，关注着运动发展，从报纸上获得大量消息和评论，思想上逐渐觉醒。随着阅读大量进步书刊，他从中汲取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理想。  

1921年6月，任鼎昌从省立二中毕业，开始在一所学校任教。面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和毫无生气的封建教育，他感到压抑、苦闷。但他不愿放弃自己的追求，决心找到救治这一切的真理。1923年，他毅然放下教鞭，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深造。在北大他通过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视野为之一新，遂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24年初，西北大学在古城西安建立，任鼎昌即转入该校读书。在该校任教的老师中，有不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他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受到了教育，并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他同校学习的还有同乡好友王孝锡等人，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交流和探讨对人生、社会的认识。1925年5月，陕西人民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的领导下，掀起反对军阀的“驱吴运动”，他积极参加。任鼎昌以自己在北京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阅历经验，组织指导同学们开展斗争。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党组织及时领导群众，把反军阀运动与反帝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的斗争。西北大学作为这一运动的中心，斗争热潮更高。任鼎昌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游行示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激发了工农大众的爱国热情，声援了上海工人的斗争。这年暑假，党组织号召同学们利用回家机会，广泛宣传“五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他与王孝锡等几位同乡同学结伴从西安步行回家，一路上逢村过镇，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回到家乡后，他又利用走亲访友、乡邻聚会等时机，向大家介绍国内外大事，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引导大家改变陈规陋习，动员男人剪发，女人放脚，劝导人们戒食大烟，读书识字。任鼎昌还和王孝锡一起，在宁县太昌镇成立了甘肃省第一个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为当时的宁县培育了一批革命后备力量。

1926年4月至11月的守护西安城的斗争中，任鼎昌依照党的指示，积极向市民、学生和士兵开展宣传，鼓动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守城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与城外断绝关系长达8月之久的艰苦日子里，他不辞辛苦，为稳定城内秩序，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有意义的革命工作。

1927年5月，杨虎城将军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鼎昌受该部政治部副部长、中共陕甘区委宣传部长魏野畴推荐，参加该部政治部前方慰劳宣传团工作，随军去商丘、徐州、皖北前线搞宣传慰问活动。他随身携带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及揭露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品，在官兵中大量散发，并与他们广交朋友，建立广泛联系。在魏野畴的领导下，他向前线官兵作了大量政治工作，使该部保持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旺盛的士气。同年7月中旬，国民军驻陕司令部按照冯玉祥的电令，开始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军内的革命活动，随之又加紧反共清共，搜捕共产党员。由于得到杨虎城将军的保护，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安全离开皖北，返回西安。不久，他又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信，返回甘肃宁县太昌镇，与1927年8月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王孝锡、胡廷珍、王彦圣、王之经等人会合。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一起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决定胡廷珍回河州家乡，他与王孝锡等人留在宁县，分别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于今太昌镇肖家村成立了中共邠宁支部。王孝锡任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他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同时，他们又整顿了1925年暑假期间建立起来的“青年社”，发展了一批新社员，以“读书会”形式为掩护，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当地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迫使当局撤去贪赃枉法的宁县县长索呈祥的职务，追回其任意摊派的一笔款子。这一斗争的胜利，影响了周围各县。

192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于11月派一积极同志，先整顿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宁夏，即负宁夏工作责任”的工作计划，并指示中共邠宁支部负责落实。受中共邠宁支部书记王孝锡委派，任鼎昌前往平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以在平凉师范任教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2月5日，任鼎昌来到平凉，担任平凉师范教师。他利用教社会学的条件，自编教材，向学生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和唯物史观，传授进步思想，受到学生的尊敬。为了回复地下党组织，他在平凉郊区歇马店一带与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积极联络，进行地下活动，使中共平凉特支工作重新恢复了起来。

1928年4月，国民党甘肃省清党委员会派人潜往陇东一带，与当地军政一起，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王孝锡在宁县了解到敌人搜捕任鼎昌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密信，派人连夜送往平凉，通知他立即转移。不料，敌人抢先一天，于4月17日下午将他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青团员韩庄。4月19日，任鼎昌被敌军用囚车押解兰州，一些进步师生筹集50多块银元，一起赶到西门外送别。任鼎昌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挥手离去。后来，这些银元通过关系，分几次送到了任鼎昌手里。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任鼎昌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8年11月，王孝锡不幸被捕，审讯时，敌人让任鼎昌与王孝锡当堂对质，妄图一举突破，达到将陇东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目的。任鼎昌再次经受了酷刑折磨，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与战友。无数次的酷刑折磨，使他遍体鳞伤，双腿不能站立，但他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狱中坚持写日记，期望“风吹乌云散”后光明来临。由于溃烂的伤口发生严重感染，他于1929年10月逝世于狱中，时年仅30岁。

1938年秋，当任鼎昌烈士的遗骨迁回故乡时，宁县东区早于1935年建立起了革命政权，此时正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下，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解放后，任鼎昌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褒奖。宁县人民没有忘记曾经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的优秀儿子，为他建了陵园，用他的事迹激发着一代代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