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资源是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国家形象的“金名片”，推动发展的“助推器”。让文物活起来，日益成为党和国家持续关注的文化重策，日益成为普通百姓常挂嘴边的热门话题。

秦文化遗址是探索秦人、秦国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只有将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掘秦文化的内涵，更好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提升甘肃秦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期待着世人打开尘封秘密

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双耳，有盖，圈足外撇。盖边缘及器口下饰勾连形蟠螭纹，腹部饰瓦纹；双耳有兽首装饰；圈足饰波带纹。盖内有铭文54字，器内有铭文51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显示着作器者（秦景公）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的决心。这件国家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就是1921年在甘肃礼县出土的青铜器——“秦公”青铜簋。

事实上，作为秦国青铜器中最高等级礼器的秦公壶和秦公簋，均出自甘肃，出土后曾引发学界研究秦史的热潮，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省是早期秦人活动的重要舞台，秦人在陇东南地区的发展、壮大崛起中，留下了丰富的遗址遗存。秦亭、西垂、西犬丘历史地名不仅历代口耳相传，而且在《史记》《诗经》等古代经史典籍中也有明文记载。20世纪初礼县境内秦公簋的发现，使得文献记载和深藏于地下的文物相互印证，秦文化发源地从此有了直接佐证。

上世纪80年代后，陇右地区大量与秦早期历史文化相关的遗址和墓葬被陆续发现和挖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陈国科在《甘肃早期秦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说，2004年以来，先后对西汉水、渭河支流等流域进行调查，确认早期秦文化遗址70余处，遗址呈现出年代早、等级高、文化因素复杂、祭祀遗址众多等特征。其中，在西汉水流域确认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西山—石坪沟”三大遗址群，是早期秦文化的三个中心区。

这些重要的发现，使长期模糊不清的秦人早期历史逐渐露出真容。

建设文化高地政协带了好头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道之。”修筑驰道，是秦始皇的伟大功业之一。而秦始皇三十五年所筑的这条自云阳（今陕西淳化）直通九原（今内蒙古包头）的直道，穿越我省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经子午岭主脊，直通沙漠草原，把京城和边塞连接起来。

200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看到秦直道上至今依然保存的烽燧、兵站、城址和离宫别馆等遗址遗迹，马啸的思绪总会被带回那个充满强盛生命力的新生帝国，遥想“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马啸是陇东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地方历史和陇东地区周秦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秦直道的保护与利用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由于秦直道历史文化知识研究普及不够，加上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量秦直道遗址遗迹逐渐遭到破坏。

马啸告诉记者，2014年，为了全面系统搞清楚甘肃境内秦直道的具体走向、修筑方法和沿线文化遗存，庆阳市政协安排部署对境内秦直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收录图片130多张，制图80余幅，编辑出版《甘肃秦直道调查》，提供了大量科学详实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可以说，政协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也是有作为的。这次由省政协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社科委托项目，能够更好凝聚各方的力量，把甘肃乃至全国做秦历史、考古和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资源整合起来，政协把这个工作做到了、做好了，不仅很快出了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个成果让我们能够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发展文旅产业结合起来，对我省建设文化高地发挥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这也是这次学术会议的重要价值之一。”

让秦文化惠民育民

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资源，可以赋能高质量发展。从哈尼梯田到水乡乌镇，从大运河文化带到粤港澳大湾区，文物工作都有“文明如水”的最美画面，都有“润物无声”的能量输送。

秦早期历史以及秦帝国历史的神秘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赋予了秦文化资源极高的关注度和吸引力。礼县甘肃省秦文化博物馆是我省唯一一个以秦文化文物展示为主的新建国家三级博物馆，以在建的大堡子山遗址公园作为依托，初步构建了礼县秦西垂文化品牌和旅游景区框架，秦文化资源展示利用格局初步形成。2019年，秦文化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了10万人次，入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保护先行，挖掘我们的文化历史资源，大堡子山上已经在做遗址公园的建设，通过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保护，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一带一路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辉告诉记者，“让文物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也是文物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让考古工作、文物工作的成果惠及到广大群众，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都是很重要的环节，这也正是甘肃省政协开展秦早期文化研究、举办此次学术会议的重要意义之一。”